艺术家刘瑾近期的摄影作品聚焦于一群戴眼镜的人，这群人以各种类别的艺术家、不同领域的文化学者为主，他们被要求以正常配戴眼镜和被摘掉眼镜两种状态下直面镜头，从而生成两种神气迥异、面目似是而非的肖象作品。当同一个人物的肖像以如此两种情形并置时，艺术家就在观者疑惑的瞬间巧妙的植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人的，包括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探究。

刘瑾依靠的媒介是戴着眼镜的人群这个类别，采用的是依靠研究特殊性来揭示普遍性的方法。戴或者不戴，有或者没有，实则还是在探讨人性的本质。这种研究手段在日常生活中是普遍性的，它会对习以为常的经验提出质疑进而通过思考和研究增加认识的深度。在数学领域，印度人引以为豪的贡献在于他们发明了“零”；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徐帆饰演的主人公，在经历生离死别后，总结出的那句话：“没了、才知道啥叫没了！”；医学中的照影技术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具体应用。由于人类始终处在不断的进化之状态中，人性的问题既有永恒的性质又包含着诸多擅变的文化基因，因此无论在医学方面亦或生物学方面，我们对自身的研究总是面对着一个永无止境动荡之中的课题。人体实验在医学领域是严格被禁止的，但绝不会有人干涉艺术家的工作。艺术家对人性的剖析凭借着的不是血淋淋的外科手术，而是玄妙生动地想象和严谨缜密的逻辑推演。

近几年来，许多艺术家开始借鉴科学的方法进行创作活动，科学中最为先进的技术手段是被艺术界的弄潮儿们广泛青睐的工具，纳米技术在纤维艺术领域的采用、卫星拍摄对绘画题材的拓展、高倍显微镜下对生物细胞社会的窥视、通过脑电波的追踪对知觉原理的探究等等，都是科技开始介入艺术创作领域的尝试。刘瑾虽然也摆出了一副科学研究的架势，但手段却依然采用了相对传统的摄影技术，他通过较为温和的技术手段委婉地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同时以启发性和讨论式的方式对问题进行解释，完全没有那种因为仰仗了技术而显示出的霸权式口吻。这位过去一直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实验和研究对象的艺术家，在这一系列创作中开始利用私人性的社会关系，将几十位戴着眼镜的朋友（也多是一些公众性人物）拉到镜头前，拍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画面。每一个被拍摄的人物都呈现出戴着眼镜和摘掉眼镜的两种状态，如此拍出的肖像是冷峻、木然的，他们不苟言笑，像是一套被陈列出来的科学标本。但正因为如此单调的构图和僵硬的表情，这些肖像作品将诸位面部一些微妙的变化凸显了出来，每一位佩戴的眼镜和藏于其后的眼睛成为观者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同时高度清晰的画面所创造的超视觉性，在画面营造出一种张力，逼迫观看者对画面中的变化所暗示的命题给予思考和回答。

刘瑾作品在视觉上所突出的核心是眼睛和眼镜，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对密切相关的事物进行重新审视。眼睛是生物进化的一种表现和成就，地球上的生态自眼睛出现后很快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光感受器的形成对于动物精确定向具有重要意义，于是它成为一种弱肉强食的有力工具，拥有眼睛的生物由此开始执掌着生物界的生杀予夺的特权。眼睛总是和判断、寻找、决定紧密相关，眼睛也折射着内心深处的情感变化，它可以表达极为丰富的内心变化，多愁善感、心止如水，也可以传达非常细腻的心理状态如：悲悯、哀怨、欣慰、愤怒、恐惧、希望、绝情。除此之外，在社会学的视角下，人类的眼睛可以传递具有更加丰富的差异，芸芸众生的眼睛和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的眼睛是具有明显区别的，锱铢必较的商人和忘我创作中的艺术家的眼神也是不同的。因此站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对视人类的眼睛，你也会透视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微妙变化，从低眉顺眼到目空一切都一一对应着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我们会意识到在人体所有的外在器官中眼睛和心灵的距离是最近的，它既是灵魂、人格、心理的表露途径，又是他者洞悉灵魂的窗口。刘瑾和许多艺术家（包括表演艺术）一样，除了用镜头表现人类的眼睛，还独一无二地瞄准了架在其上的眼镜。

现在我们再谈谈眼镜，在人类器官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大多数器官都在开发和使用中得到了发展，但眼睛的进化呈现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途径。和劳动促进了手指的高度灵活，思考激励着大脑由平滑皱褶出了无数的沟回的情况相反，用眼的过度却导致了近视，而近视是一种视觉调节功能失调的表现，属于眼睛的退化的一种典型性反映。我想这是自然进化缓慢的规律性和人类求知欲望的迫切性之间矛盾的失衡所导致的结果。随着知识呈爆炸方式的增长，二者的矛盾实在难以调和，于是人类不得已求助于自身的觉悟和掌握的技术——光学原理和生理构造的完美结合。眼镜的发明源自十三世纪的欧洲，1289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出现了这种古怪和神奇的物件，据说是一位名叫阿尔托玛的光学家和一位生活在比萨名叫斯皮那的人共同发明。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设计，它为人们找到了一个解决视力保健和广泛并快速获取知识之间矛盾的权宜之计。眼镜犹如一个外生的器官对人类越来越庞大的近视群体发挥着辅佐作用，架在器官之外的这个无机物品像是眼球的延长部分，帮助角膜和晶体组成的屈光系统捕捉着外界的光线。但对眼镜的过度依赖却引发了生理方面的一些明显的变化，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摘掉眼镜的熟人面目令人感到陌生，日常的解释归结为眼球的变形。但刘瑾的作品揭示的完全不只是这样一种物理性的变形，摘掉眼镜的裸眼神色中无疑透出了一丝的紧张和几分的迷茫。而那种在正常情况下流露出的深邃、聪慧、睿智甚至是邪恶、奸诈、诡异的神情却不见了踪影。

物理方面的解释依然是心理学、社会学、类型学方面描述与诠释的基础，如果我们将戴眼镜者的眼球和镜片的结合称为这个群体的眼睛的话（实际上它们的结合体确实在行使着眼睛的功能），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被摘掉外在的和附加的眼镜之后的眼睛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眼睛的全部。这一点和服装与身体的关系有点类似，我们日常谈及的身体指涉的实际上是身体和服装的综合体。人们经常会根据场合（微观社会）变化来选择服装，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已经难以把服装和身体分开来看待。因此分离二者就会凸显出各自具备的本质，这就是许多艺术家（包括刘本人）喜欢采用自己裸露的身体来表达的原因。但眼镜的透明特性使得它和眼睛的关系之模糊性、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服装与身体的关系，这也就是当代摄影超视觉特征具有的特殊表现力所在之处。刘瑾的作品提醒我们必须承认眼睛的功能和意义都被分裂了的推断，但令我更加好奇的是：那些被刘瑾摘掉的附加在眼镜镜片之上的特质究竟是什么？

戴眼镜的群体在人类中大体可以归为一个特殊的类别，除遗传之外，阅读的习惯无疑是这个群体的共性，这也是导致佩戴眼镜的主要原因。那些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文盲们很少会得近视，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群中也罕见有戴眼镜者。文革时期的中国戴眼镜者甚少，因为当时盛行读书无用论，那些戴眼镜的人就曾被视为另类，被无产阶级中的流氓们唤为“二饼子”或“四眼狗”等充满贬义的称呼。“臭老九”中不乏戴眼镜者，所以这些称呼既是对生理方面的歧视，又是一种社会性的严重阶级排斥。即使在当时的电影或者连环画中，戴眼镜者不是心怀鬼胎的“坏蛋”，就是立场游移不定或者观念迂腐的妥协分子，《渡江侦察记》中陈述扮演的国军情报处长，《决裂》中葛存壮装扮的学究都戴着厚厚的眼镜，他们或狡诈或猥琐的目光被镜片充分地予以放大。于是在这种语境之下，意识形态化的宣传中眼镜被粗暴地贴上了反动的标签。我的家族有着悠久的近视传统，祖上几代都有戴眼镜的成员。我的父母忠实地传承了这个传统，因此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工矿区，我们家庭在公共空间的集体亮相简直就是十足的另类表演，看着周边人群投来的异样眼光，幼年时代的我无地自容。中国社会戴眼镜者的突然增多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1977年高考的恢复在全国掀起了努力学习的高潮，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知识就是力量”，同时还知道了另一个道理：“知识是进步的台阶！”。它们都源自知识的作用被过分夸大的结果。后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兄长再接再厉又相继步了父母的后尘，此时的家庭也成为了彻头彻尾的眼镜家族。但是时过境迁，对戴眼镜者的评价已完全颠覆，全家的集体巡游却成为居住区的一道亮丽风景，招致的不再是鄙夷而是艳羡。

阅读和思考往往如影随形，印刷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使得在知识获取的途径中，眼睛的作用无疑大大超过了耳朵。因为视觉获取的信息具有比听觉更加明确的效能，频繁的使用眼睛导致现代社会中戴眼镜者数量急剧上升。从形式感上来看，前置的镜片是面孔的一个附加形式，它为天然而成的人类面孔增添了科技的因素，也为原本天真的眼神注入了人文的精神。具有凹凸变化的眼镜片如同一个过滤系统，它具有掩饰、遮蔽、装扮、点缀的作用，戴眼镜的人们可以根据场合的需要将眼神中的情感信息附加于其上。生活中我们会注意到，当一个凶相毕露的人戴副平光眼镜之后，眼神中释放的那种戾气被大大削弱了，而一个工于心计的人戴副眼镜之后那种深远的谋划力却得到了放大。刘瑾作品中的这群戴着眼镜的文人墨客们，裸露的眼睛释放出的就是那些被遮蔽的和过滤掉的东西，此时它们焦躁的凝聚在一起释放出一种原始的力量，而丧失掉的正是那种因为深厚的人文功底而充溢的自信与生动。我一直在想：是否因为眼镜是一种文明的成就，就为穿越而过的目光打上了人文的印记。

作为人体外在器官的一种，眼镜也在不断的改良、优化和不断的进化，并且逐渐和佩戴者产生更加密切的关联。正因为如此，眼镜的多样化就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和不争的当下事实。除了合适的度数和瞳距之外，每个人都可以在当下如此丰富的眼镜产品中为自己选择一款得体的镜架。这个标准也是心理因素、先天条件、和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我甚至幻想未来的眼镜设计或许会结合参数化的技术，为每一个个人提供更加个性化和更加贴切的产品。就像不断进化中的肢体或器官一样，技术和设计的有效结合将生成一个有机的外在骨骼和晶状物的混合体。这也许是人类异化的一个未来图景，它将社会性残忍的书写嵌刺在人类天然的面孔之上。戴眼镜的人对眼镜的依赖感在被迫摘掉眼镜时，生硬地割断了，于是突然间我们陷入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弱势状态中。面对突然模糊和黯淡下来的外部世界，惶恐和不安潮水般袭来，我们的思维无法面对这个模糊下来的信息而作出判断。尤其我们此时面对一些注视的目光时，这种不安的情绪还会上升到恐惧的境地。就像是在众目睽睽下，被剥掉遮蔽的外衣。对我而言戴眼镜者的裸眼状态，就是裸体的升级版本。

刘瑾的系列肖像作品——“戴眼镜的人”通过给他的朋友们（也是他的试验品和研究对象）的眼镜一戴一摘的行为，巧妙地扑捉到了人类进化史上荒诞的瞬间，以略带诙谐的方式提出诸多沉重的问题。作品暗示出些许人类的内心世界变化起伏的深处，以及人类情感变化和环境之间的纠葛，还巧妙地“蒸馏”，“萃取”出人类自然的天性和混合其中的社会性、文化感，不失为一种艺术与科学交叉性的实验。但遗憾的是，刘本人并非一个戴眼镜的人，因此创作中保留了一些如同医生对患者一样的好奇之心，加剧了这些戴眼镜的人们本能的反应。

苏丹
2012年4月于意大利那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