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中国油画创作，其主线是写实主义，由此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艺术景观。20世纪中国油画创作中的写实主义，既是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古典艺术传统的追溯，也是源自民族救亡图强内在需求的表达。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国写实主义油画成为了民主科学的代指，成为了去昧变革的利器。时移世易，变化亦已。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中国写实油画创作出现了从创作观念、创作手法上的诸多变化。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写实油画的创作在坚持对社会现实关注反映的同时，也将写实发展为某种艺术方式，并在艺术的内在发展逻辑中找到了依据和空间。

亦如戴平均的油画创作，艺术的法则落实到艺术家个体创作之中则会出现更为多样化地表达和差异性地反映。戴平均，作为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其对艺术观念和表达方式的选择在当下早已变得更加自主。对于戴平均而言，美的原则的呈现和写实语汇的观念化是他之所以选择写实油画的初衷。他认为，美仍然是当代社会所推崇的共有价值，美的理想也是当代社会去除浮躁焦虑的一剂良药，而写实油画在戴平均自己的创作之中，也不再是对自然物象的刻意描摹，不再是对人间世相的浮光掠影，而是从艺术发展史的本身入手，去寻找写实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的生长空间。

戴平均最初的创作，主要坚持的是写实语言的纯粹性。画家力图从历史本源上去观察写实传统，即便当时的戴平均并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西方的美术名作，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此的孜孜不倦。戴平均意识到造型在写实油画中的重要性，而成功的造型能力同样需要足够多的耐心和坚持方能达到。他认为有关造型的训练更像是某种人生修炼，是伴随着一生的事业，也是画家放稳心态后的生活方式。这一时期的戴平均，除了关注造型之外，同样关注的是色彩。在色彩上，在一开始戴平均就有意识地去突破西方古典主义有关色彩的禁锢，他更强调色彩在画面中的多样化表现，并以平衡而协调的理念去加以控制。

2008年以来的戴平均，在创作中形成了两个短暂的变化阶段。以2008年的《远方的回忆》和2009年的《野百合》为代表，是戴平均创作发展变化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画家，开始脱离开过去对于西方古典传统的追索兴趣，试图通过对中国文化情感的回归进而找寻到自我创作的新面向。人物造型的中国化显得十分明确，戴平均不仅突出了中国女性的形象之美，同时这些形象也包括了人物的形体、相貌、服装、衣饰。作品中的细节表述同样也是细腻生动的，戴平均在坚持引入光影以展现在空间、色彩上的油画语言的魅力之外，开始强化对衣纹的描写兴趣。对衣纹的表现，虽然在西方古典艺术传统中早有经典范例，然而戴平均所要传达的是东方化的兴味。在具体的创作中，画家将衣纹提升为画面中的重要内容，而衣纹在空间和光影中的穿插转折，既复杂多变又诗意含蓄。

除了人物造型上的中国化，戴平均同时也思考着从造型写像的层面逐步发展为意境化的营造。譬如《远方的回忆》和《野百合》的室内感即便依旧明确，然而场景化的特征也在逐渐浮现，戴平均力图在有限的景深中去营造一个更具想象力的精神空间，即如中国画中的那种“山中之景”。

2009年的《光影下的沉思》是一个有趣的突破，除了室内人物的精致描写之外，戴平均通过墙壁上“开窗”的方式，形成了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转渡”。事实是画家的意图并不纯然在于空间化的设计安排，而是力图形成一个近乎场景化的有力暗示。在《光影下的沉思》中，遥远而孤寂的积雪的风景以及一只直面观众的孤独的绵羊，的确有点匪夷所思的感觉，也正是在这样的观看之下，场景化营造的力度也随之生成。

作为戴平均创作的最新阶段，2010年以后的作品如《37度》、《歌唱寂寞》，立足于之前的基础又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37度》代表的是“室内”的作品系列，从表面上来看画家仍然坚持了室内的场景，然而这个场景却被明显地固定为“画室”这样的特殊属性，并由画板、画架以及画室内的各种细节所充实空间。戴平均认为画室就是画家的专属场域，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发生场”，在另一方面他也尽力将富有真情实感的现实生活去替代原先“道具化”的人物及其环境，从而还原“写实”本身的艺术原则和现实意义。

也就在这样的变化中，《37度》改变了写实纯然是写实语言的约定俗成，而将写实逐渐生成为某种创作态度，并与自己的生活紧密相关。《歌唱寂寞》则是归属为“室外”的作品序列，从“室内”转化为“室外”不仅是场景的变化，更是创作上的变化。在《歌唱寂寞》中，“室内”化的人物出现在画面的前景，人物的背后则是充满诗意的风景，戴平均运用了“叠加”的结构来协调两者的关系，而画面也出现了某种“幻化”的意境，呈现了某种刻意平衡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