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当代艺术已成为国际艺坛关注的对象，欧美话语优势对中国艺术家影响巨大。中国当代艺术从舆论上呈现出来的面貌，很大程度上为国内外艺术资本市场和官方文化意识所控制，并不能充分展示中国人在开放时代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现实。对于日益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当代艺术，无论从历史书写还是从现场批评来看，“中国性”的呈现已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方面是艺术创作如何揭示了中国人在今天的存在状态、生存经验以及国家性和国民性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作为艺术资源如何触发了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智慧。

历史及其文化传统不再像现代主义时期那样被有意排斥，而是造就中国当代艺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参数。其前提则乃是历史与个体的关系，而非传统作为群体意识的惯性表达和权力显现。当代艺术必须从个人精神生长的需要开始，确定其过程性审美生存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归属，也就是在艺术活动中去确立文化创造的历史意义。

更确切地说，是中国人个体精神生长发育的历史确定了当代艺术的演绎过程。因为只有个体的自由创作才能穿越意识形态、文化工业、既成权力和既得利益的遮蔽，真正呈现出30年来中国的文化现实和精神追求。艺术历史不是艺术现象的罗列，而是人类精神遭遇困境和渴望表达的事实。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新艺术将在全球化语境中揭示中国人生存经验并呈现中国文化智慧，我们应该以自主、开放、深入、持续的学术研究，去关注那些与中国艺术的历史精神和精神历史发生深刻联系的艺术家及其作品。

贾方舟（中国美术批评家网站总监）：
中国当代艺术这些年来有这样的发展，完全是靠民间资本的支持及具有民间立场的批评家的推动。当代艺术在九十年代从地下走到地上的过程大家都清清楚楚，进入新世纪，官方对当代艺术的态度虽然有些转变，但最多只是容忍，谈不上支持，谈不上投资，更谈不上倾斜，官方的大量资本用在了那些跟当代艺术毫无关系的方面。虽然从当代艺术展览，到今天能够在美术馆来呈现已经是非常大的变化，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有更好的条件。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商业支持来获得生存权。这并不等于说当代艺术家要跟着金钱走、跟着市场跑，艺术家个人化的、独立的艺术人格必须坚持。

殷双喜（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王林提出“中国性”的背景还是出于全球化的考虑。当年谷文达出国时，希望淡化中国身份。但是多年来中国身份在海外艺术家身上始终被粘得紧紧的，无法摆脱，无论是自我内心认识还是国际上对你的看法。你来自中国，中国是个什么样，你就会被西方已有的中国想象界定。更要命是我们被这种中国想象熏陶后，内心深处也认可了，就按照中国想象去创作。“中国性”的概念比较大，让人可能会想到中国资源、中国现实、中国元素、中国符号、中国精神、中国状态、中国策略，这里面要认真辨析，讨论会非常有意思。现在通过展览，进一步研究，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倾向性的东西，期待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以后，在下一个十年开始能有一些真正自主的、有创造性的东西出现。看看中国艺术家越过名誉、金钱这几关以后能不能做出一些事情来。

孙振华（深圳雕塑院院长）：
谈中国性问题，涉及到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当代艺术很重要的背景是全球化。冷战结束，过去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两大阵营消失，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重建当代社会包括艺术的价值观？需要重新考虑。像过去常说的左、右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个来自非洲移民的黑人后代当了美国总统；当代最有钱的美国资本家要捐出全部家财，最关心的是非洲的艾滋病人；过去的左派红色游击队在热带丛林中贩毒……面临一个真正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的价值秩序需要重建。当代艺术全面活跃，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全球化的平台。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什么是当代艺术的价值基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也是全球化当代艺术的一部分的话，我们的价值立场和全球的当代艺术在基本的价值观上有什么需要区别吗？它们共同的价值基础是什么？

第二个，是中国模式问题。当全球经济都不景气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度增长，这让一些人开始谈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可以用一种威权主义的国家垄断和控制方式让经济高速发展。对这样的中国模式有很多批评，但它的确有效。而且它常常用“独特的”、“自己的”、“民族的”话语为自己辩护。所谓中国模式，似乎就是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性。那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国性”问题呢？中国性和中国模式，两者之间该如何区别。仅仅找到中国的题材、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身份、中国的现实是不是就能够很好的来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艺术发展问题，就是具有了中国性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

徐虹（中国美术馆学术部主任）：
作为一个策展人，王林以他的理想和抱负做出了和之前所有命名中国状态、中国风格、中国道路、中国精神等等展览都不同的一个展览。不同点就在于，这是几年来最具有知识分子气质、最少商业味道和权利关系、最少哥们义气的一个展览。

“中国性”确实是一个难题，难在很容易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地域性等等混为一谈，“中国性”变成一个制高点，谁掌握了权利，谁就能延续“中国性”。我觉得知识分子也好，策展人也好，对此要非常警惕，“中国性”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得意忘形的身份论言说，还是真正站在中国问题上反思国家性、民族性、国民性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体制下人们的生存状态，我想在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要能够对很多现场说个不字，要具有反思精神和批判性。展览和国家主义的当代性拉开了距离，也跟经济发热、头脑发热的当代性拉开了距离。大部分艺术家作品在努力摆脱我这些东西。

查常平（四川大学教授）：
中国文化是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从终极意义上讲，是从前基督教时代转型到基督教时代，而西方已经进入到后基督教时代。如果我们讲艺术中的“中国性”，怎么和国家主义拉开距离？简单来讲就是中国没有真正的民间公民社会，因此它不是一个现代社会，而是一个前现代集权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很重要的职责，中国文化五千年的转型如果不能实现，我们就很难让历史反复重演的革命运动对文化艺术乃至人心的伤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艺术也出现了繁荣，但过后又陷入非常黑暗的时期，一直到80年代。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那么，作为一个制度推进的当代艺术是不可能的。

管郁达（云南大学教授）：
当代艺术就它的整个价值诉求来说，应该指向启蒙主义的目标和对个体价值、对自由精神的尊重，这是一个基本前提。中国当代艺术的成长实际上是会与各种集体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甚至是民族主义的价值会发生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只会越来越强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代艺术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体制下实际上处在一个地下状态。这个地下状态有一个潜在的历史性的反抗目标，反抗以后获得的合法性，首先是官方以开放为由，容纳当代艺术进入其机制当中。更明显的是近十年来的，艺术品市场的推动，使当代艺术获得某种市场价值的合法性。这样一个合法性给我们制造一个假象，当代艺术已成为很主流的价值。这样一个虚假现象告诉我们，就是任何一种个体诉求或者反抗行为最后都会纳入到原先反对的那种体制的当中，而且体制是越来越具有包容性。也就是说，现代技术下的专制跟中世纪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是把你拉到断头台杀掉。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专制是一种身体的规训，从身体到思想的技术化控制，不那么血腥，但更具欺骗性。到底有没有一种集体想象“中国性”，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如果承认有一种基于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中国性”，那这种想象多半带有乌托邦气质，是相当危险的。可能是民族国家的苦难历史产生危机后的反弹，还有就是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自我膨胀后的结果。由此催生了一种国家主义的心理诉求，比如说中国的符号、中国的模式、中国的元素这样一些东西，最典型的就是奥运会和世博会，都是关于中国形象的假、大、空的集体想象。当代艺术二十年来对中国社会走向一个公民社会，走向一个健康有尊严的社会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艺术家多数是未富先奢，并没有创造出一种独立于政治、资本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