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北京宋庄艺术节总监）：
我不认为谈“中国性”没有意义，关键是“中国性”的内涵是什么，它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世界，可以成为世界的一种普遍价值？古代中国其实是有的，比如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具有普世价值。我们这一百年来，拼命地学习西方，却把我们自己优秀的东西丢掉了，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全都只是些传统的符号。学习西方也是一样，只是学了人家的一个外壳。于是，只有靠发展经济来弥补，现在艺术界很少有人谈论精神的话题，基本上是物质话题和市场话题。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王林提出“中国性”是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充实它，给予它一些实质性内容。我们抛开传统已近百年了，一直在学习西方，今天我们能不能给世界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现在西方到中国来从事创作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前几天我问一个老外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他觉得中国有机会，当然不仅仅只是商业的机会，还有产生新思想的机会。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可以称得上是翻天覆地，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中国能不能产生影响人类的思想？支撑传统中国的思想大厦，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倒塌了，倒塌以后是一片废墟，这个废墟上能长出什么？正是我们应该推进的工作。

杜曦云（《艺术时代》主编）：
我所理解的“中国性”的内涵，指的是独立性，独立于官方，也独立于西方。还有就是要强调普世性：中国能否给全球文化贡献出可广泛传播的价值和理念。我感觉从这两个角度来谈 “中国性”是有必要的，但是，所谓“中国性”是不是一个合法的“中国性”？必须构建一个合理的普世价值，否则未必是好的“中国性”。中国当代艺术这些年不断遭遇经济的软化，近期又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同化，在面对官方，面对西方，面对市场的时候要强调独立性。但仅有独立性还是不够的，还要具备高贵性，没有高贵性的独立性，要么是虚伪，要么是无能。

鲍栋（自由批评家）：王林对“中国性”的用法有一个很强的针对性，针对的是符号化的中国。前几年大家批判中国符号、中国牌，牌和符号背后是权力，既是资本的也是西方的，同时也是江湖的，也是我们自己想通过它去获得所谓“中国”的主体和身份。这种针对和批判有一种建构性质，但弄不好也会带来一种中心主义观念，会生产出他者，甚至把自己变成了他者。这是中心主义的民族话语及民族身份建构无法避免的。看到这样一点的话，我更愿意认为，在这里讨论“中国性”只是一个策略性的建构。这种策略性建构的核心还是批判性和针对性。潜在思路是：我们不要接受这个现实，这个现实背后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如何获得更深层的主体性。中国本身是多维的，我们谈“中国性”的目的是不希望中国变成单维的。中国的复杂性是不可被定义的，不可被定义即是自由，这一点恰恰是主体性的基础。

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提是建立个体性

王林（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当代艺术有一个全球化的语境，是一种国际化语言。我所说的“中国性”有两个维度，一个历史文化资源的维度，一个是当下精神生态的维度。体现为中国人的国别性、国民性、国家性，而这种中国性对于当代艺术的前提是个体性，以及集结在个体性中的地域性，这就是我对“中国性”直截了当的解释。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以什么作为基础？这是我思考“中国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当代艺术从八十年代的地下活动慢慢浮出水面，经过市场化、资本化、产业化走向了官方化和国家化，在今天正在被打扮成为国家集权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形象品牌，在国际上出场。这种国家主义的“中国性”，正是我针对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本来是重建中国民间自主性、自由性和自在性文化力量的一种努力，但今天正在再一次被集权主义所摧毁，这是我提出问题的根本原因。艺术的历史价值何在？批评的文化意义何在？我认为捍卫自由和保卫民间已经成为推动当代艺术和书写历史的基本立场。所以我的批评活动乃是针对中央集权的一整套主流化运作体系。挑战这样的叙事意味着我们要去维护现代性最核心的精神价值，就是个体自由和民间公民社会的文化权力。当代艺术最重要的文化特征就是问题意识，只有针对问题的当代艺术才有普世意义。因为当今中国的问题不仅属于中国，而是人类共同的、全球化的。问题意识包含着对于真实和真理的追求。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批评家、一个艺术家放弃对于真实和真理的追求，我觉得不仅无聊而且无耻；如果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批评家、中国艺术家放弃对于真实和真理的追求，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是没有希望的。

宣宏宇（自由批评家）：
现在再次谈论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追问。说到艺术价值，我认为它是一种社会活动的结果，而不是艺术家、批评家或者是其它任何单方面的想法就能控制其预期的价值实现，它的实际价值是在一个传播的多方博弈过程里面最后产生的。当代艺术在当代社会，应该为我们提供一种什么样的价值？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个体性，个体的启蒙。这种个体的启蒙不是去强调艺术的自足。面对商业化和“官方合法化”过程中不断丧失批判立场的中国当代艺术，我们没法依靠对自律性的强调来扭转局面，从道德角度上来要求艺术家或者批评家去加强自律性，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复杂的艺术传播过程的博弈中让当代艺术生成批判价值，才是一个更具体、更现实的问题。因此重新反思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就非常必要，包括重新去发现艺术作品里面可能原来有却在实际传播过程中被遮盖、被忽略的东西。中心和边缘、个体和集体的问题都包含在里面，我们不应通过建立黑白分明的界限去圈养艺术，而是要去争取一个共享的、开放的艺术文化生态。不是什么一劳永逸的方案，而是一种可能性。在这样一种基于个体经验的探索中，当代艺术才可能促进我们的社会向着公民政治的方向发展，向着一个开放社会的方向发展。

吴鸿（艺术国际网站总监）：
我着重想说的问题是，艺术由于市场的分化，把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屏蔽掉了。比如法律问题，谈合法性是一个伪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就法律角度来谈，我举一个案例，去年年底很多手机网站因为有黄色内容，电信被有关部门批评了，于是他们就查所有的互连网。但我们是电信的客户，你是不能随便搜查我们网站的，你到底是公司还是行业主管单位。这里面有很多作品到底是低俗内容还是艺术创意，标准掌握在谁手里？也许删除的决定权就掌握在一个没有任何政治修养、法律修养、艺术修养等必备专业素质的小姑娘手里。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该怎么解决？从市场层面来说，中国当代艺术风风火火，但从深层问题看我个人还是非常悲观。

岛子（清华大学教授）：
客观归结“中国性”的实质问题，要义无非是：一个执政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为天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央企、国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唯科学主义和媚俗文化及其产业化的发展；单一民族主权主控的多族群共和；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儒教文明加上后极权主义的民族复兴。可以说，“中国性”的道统、法统、文统都离不开上述语境设定的纠结关系。以此来看，“中国性”的问题域就成了当代艺术和批评理论与实践如何表达、解释中国本质的真实命题，我们以艺术与学术为业、为精神归宿的创作和批评是否还有自身精神价值的恪守，并藉此去表达和解释。事实上，我们难以认同当代艺术乃至文化形态中出现的所谓中国元素、中国符号，因为它们多是外在强加的化妆的统一，它所表征的民族文化意识、艺术意志都难以越出政教蒙昧主义复辟的藩篱。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所谓的元素和符号已经成为的盛世主义的假面和图腾，也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先进性”表征，它的危害性的危险在于，其一，倾国力民财而公然毁弃普世价值包含的求真意志、理性价值及自由、博爱精神；其二，假资本与市场之利益魅惑势力，瓦解艺术主体精神和文化多元化的已有格局。现代性里面有基于精神信仰、普世价值的自反性，也就是反现代性。西方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自北方浪漫主义到观念艺术，从根本上在社会性、审美性之上恪守其赖以植根和生长的精神性，有其赖以更新的文脉和生命，这文脉与生命就是在世俗的社会性中追求神圣，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神性、个体与他者的主体间性，并在经验的审美性中寻求超验。相较西方艺术精神史的逻辑过程，我认为中国近三十年上迄中华民国的艺术历史需要梳理出一部精神史，一部因真理，得自由而荣神益人的精神艺术史。

顾丞峰（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首先我觉得“中国性”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官方的“中国性”和民间的“中国性”，二者含义肯定不同，甚至相互抵触。但从出发点上看，它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中国能为当代世界文化提供哪些新鲜的、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东西？中国从19世纪以来，直到20世纪基本上没有为世界提供新鲜的、有活力的思想资源，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概也只有“毛泽东思想”。这种现实不是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就能够改变的。回顾中国当代艺术30年，我们的思想资源来自于西方，这是我们的软肋，它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中国当代文化并没有为世界提供丰富的有影响力的思想资源、哲学资源，这就是我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把“中国性”推到世界持悲观态度的原因的理解。当然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认为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培育和发现各种可能性，让艺术给我们的思想提供资源，我觉得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谈艺术才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