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津，1916年出生在江苏苏州，1948年在清华大学营造系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徐悲鸿调他到中央美术学油画系。1951年创作历史画《强夺泸定桥》，奠定其在新中国油画界的地位，与创作《开国大典》的董希文几乎齐名。1957年因“江丰事件”落难，作为“江丰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之一被为右派。1961年恢复工作，到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1974年患癌症，努力治疗，顽强生存。1977年自觉恢复无望，遂自杀，终年61岁。李宗津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祖年是光绪二十年的进士，曾任汾州知府，民国后出任山西省财政厅厅长。长兄李宗恩早年留学英国，先后在伦敦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读书，获科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是这家由外国人创办的医学院的第一位华人院长。解放后他继续担任这家医学院的院长，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才离开，1962年在云南昆明去世。二哥李宗瀛一生从事文字工作，解放前到了香港，担任香港《大公报》的英文编辑。胞妹李宗蕖嫁给了著名历史学家程应镠，解放后同在上海师大教书，1957年同时被划为右派。

李宗津一家兄妹四人，除在香港工作的李宗瀛外，兄弟两人，胞妹与其夫，均在1957年那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中划为右派。此事不得不令后人为之唏嘘扼腕。

1943年李宗津与出身名门的周珊凤结婚。周珊凤父亲周诒春是清华大学第二任校长，著名的教育家。1935年周珊凤因成绩优异获得美国费城女子大学奖学金赴美留学，1939年学成归国，历任东吴大学、东吴附中、清华中学英语老师。解放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直到退休。周珊凤在英语语音学方面有极深造诣，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青年时代的李宗津深受他大哥影响，一直以其为榜样而求学上进。因为父亲通书画，也有这个雅好，所以李宗津小时候就对绘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以此为终生职业。影响李宗津的还有他的七叔李毅士。李毅士早年留学英国学习油画，回国后颇有建树，是与徐悲鸿同代的著名油画家。李宗津的中小学学业是在上海和北平完成的，1934年就读于江苏苏州私立美术专科学校，追随著名油画家颜文樑学习色彩与素描。就色彩而言，颜文樑是中国早期油画领域中，比较彻底参透了西方印象派外光理论的艺术家，他画了大量的外光风景，其色调以符合自然光线条件而又具有良好审美情操的风格而著称，至今仍然受到高度重视。从李宗津后来的油画看，尤其他对色调的恰当处理，可以显见颜文樑油画传统的影响。

1946年李宗津与徐悲鸿不期而遇，油画作品受到徐的高度赞赏，力邀他北上，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于是李宗津就偕夫人来到北平。从那时开始，李宗津就定居在这座著名的京城，一生的荣辱悲哀都与这里紧密相连。1948年李宗津因为思想“左”倾，参与学潮，受到学校当局的威胁，愤而辞职，到清华大学营造系工作。解放前夕还受北平地下党组织委托，动员他大哥李宗恩留下，保护北京协和医学院，以迎接解放。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定都于此并更名为北京。刚解放时，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李宗津参加了由梁思成领头的国徽设计工作。1951年他以一幅反映红军长征的油画《强夺泸定桥》蜚声画坛，不仅受到徐悲鸿的激赏，还得到了当时中国美术界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时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副院长的江丰更是对他刮目相看，并由此而与江丰结下了终生不改的深厚情谊。1952年院系调整，李宗津调入中央美院，任油画系教授。

其时李宗津可谓春风得意，志得意满。就家庭而言，有年轻、文雅而美丽的夫人在侧，还育有一子一女。用李宗津的朋友葛维墨的话来说，当时的李宗津可谓是“金童玉女”，这“金童玉女”既指膝下一子一女，也指风华正茂的画家与其夫人。就事业而言，李宗津先是画了《强夺泸定桥》而受到肯定，1954年又画了以毛泽东为题材的《东方红》而引起关注，尽管当时有人批评李的这幅领袖画像有抄袭苏联同类作品的嫌疑，但仍然不损其名声的上扬。今天看来，就领袖画像的潮流来说，李宗津的《东方红》算是这一类创作的一个先声。此后，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提高，就几乎成为所有人物画家都必须精心描绘的第一对象，包括后来不幸成为右派的李宗津。

1957年是李宗津一生的重大转折，是他从云端猛然跌落到地狱的关键节点，是从春风得意而突然秋风扫地的可怕开端。翻阅那一年的《美术》杂志，今天的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当年的严酷乃至荒唐。1957年5月号的《美术》刊登了当时美协组织在京部分画家、理论家对美协领导提意见的座谈会，刊登出来的座谈纪要，直接点了当时美协领导江丰、蔡若虹和华君武诸人“不团结”的事实，他们互不买账，指挥不灵，搞小圈子。审阅这篇记者写的纪要，批评蔡和华的颇多，批评江丰的有限，显然更多为江丰鸣不平。李宗津在座谈会上指名批评一个叫钟灵的人，指责他不负责任地说江丰“反党”，其理由毫无逻辑。事实上，仅仅在一个月前，也就是5月，江丰曾经组织了中央美院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到文化部开会，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物画评功摆好。之所以有这一次会议，和前一年，也就是1956年，毛泽东视察杭州时，听了一些从事国画花鸟和山水的老画家对时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也就是后来的浙江美院和今天的中国美院）院长莫朴与中国美协党组书记江丰的抱怨，抱怨内容是，在莫朴和江丰看来，传统花鸟和山水并不能适应新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需要，他们的极端诉求甚至包括从名义上取消“国画”这一称谓，而用“彩墨画”取而代之。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脱口而出说，棋琴书画，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难道让资产阶级去占领吗？此语一出，颇让在北京的江丰不服，但又因为来自最高领袖，无从辩驳，也不敢辩驳，直到1957年提倡“百家争鸣”，才找到机会去解释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推进的“革命路线”，也就是提倡人物画创作，抑制甚至反对传统花鸟和山水。

1957年6月号的《美术》体现了毛所开始的反右斗争，刊登了包括江丰在内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文章。颇为戏剧性的是，到了7月号的《美术》，江丰就作为中国美术界最大的右派给“揪”了出来，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紧接而来的是，江丰在5月组织的到文化部去召开的会议，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向党进攻的“反党会议”，与会者，除了三个由当时的文化部长周扬明确保下来之外，全都成了右派。这三个人是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延安木刻运动的代表性画家古元，以及画了《开国大典》的董希文。当然，这三个人后来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警告处分。8月号的《美术》出现了“江丰反党集团”的说法，其中重要的“黑手”是美术史家王逊和李宗津。不过，翻查历史得知，李宗津并没有参加“五月会议”，当时他正在尼泊尔访问。今天，仅仅从翻阅的当年有限的历史文献看，我估计他是无法逃脱这一影响其后半生的可怕厄运的，原因在于他和江丰的关系过于亲密，曾经公开为江丰辩护并给刊登了出来（见6月号的《美术》），可谓铁证如山，无所遁逃。不过，除此之外，李宗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过于春风得意的人生态度，也多少给他造成了不利的局面。笔者在采访李宗津当年的朋友和学生时了解到，作为双重意义上的“金童玉女”的李宗津，他过度爽朗，过度热情，过度昂扬，背地里已经引发了某种不满，以致在关键时刻给无情地揣出了“革命艺术”的队伍，无可奈何也毫无准备地成了个倒霉的右派，让下半生充满了屈辱。

大概是因为没有更“反动”的言论，尽管公开定性为“江丰反党集团”的“黑手”之一，但从右派的级别看，李宗津还不算那种最“危险”的一类，所以，经过一轮“劳动改造”后，到了1961年，他就给“摘帽”并恢复了工作。不过，中央美院他是回不去的了，他去了北京电影学院教书，一直到去世，都在这所学院工作。“文革”前几年的日子，李宗津过得不太好也不太坏。尽管技艺不错，也继续创作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油画作品，但因为有右派名分在身，他肯定是无法再做“一线”艺术家的了。“文革”时厄运又一次降临到这位不幸的艺术家身上，其厄运仍然和美术界的第一右派江丰有关。不过，这一次李宗津显示了他的刚强不屈的一面，面对前来要求李宗津提供江丰“反党材料”的红卫兵们，他坚持了为江丰辩护的立场。这给李宗津带来了不少的苦头，甚至遭受到真实的皮肉之苦。1973年，本已相对平静的李宗津画了一幅自画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这幅自画像里，艺术家表达了一种坚持，一种不屈，一种面对苦难时的镇定，不无自持，不无孤傲。联想到他在“文革”初期所遭遇到的苦难，更联想到改变他下半生的右派生涯，我完全可以理解呈现在这幅画像中的情绪。不幸的是，这幅自画像又一次成为他苦难的来源。在1974年他又成为“黑线回潮”的典型，尽管身患癌症，仍然逃脱不了被批判的厄运。他的画像中的镇定目光被说成是“目露凶光仇视‘文化大革命’”的罪证。

画家已经接近人生的尾末，苦难却还是没有尽头。1977年，李宗津被诊断出癌症转移。在绝望之中，他采取了断然措施，用自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从留下的遗嘱看，李宗津走的时候清醒冷静，不无果决，声称尽管国家已有万象复苏的迹象，但他却不能参与其中。也就是说，李宗津是因为看到自己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而滋生绝望情绪的。笔者在采访李宗津最重要的朋友，也是其在遗嘱中有所托付的葛维墨先生时，葛先生道出了他所以为的真正原因：李宗津对江丰事件能否平反失去了全部的信心，从而走上了人生的绝路。在李宗津的追悼会上，历经艰辛而又不无坚强的江丰扶棺痛哭，现在看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宗津的确是江丰在艺术上的知己，虽然他不是从延安出来的，更不是“老革命”，但在理解江丰对人物画的推崇上，李宗津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