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林、 《花园》、2007、 彩色录象截图、 15分11秒
TG: 但是如你所言,国内的社会就其本身来讲,并非是展览的主题。
OE: 比这个还要多样化。如我所说,展览项目围绕着一系列的对话展开,国内社会是其中的一个主题。 我的大体目标是希望能在展览内,将此做为一种途径,编排出一种集体性的权威。其中还荟萃了三种活动和展览,比如还有其他策展人组织的一些小规模展览。 Claire Tancons’s 策划的“春天”,做为一种新的策展模式,审视了街头游行的传统。对她而言,游行的能动性—做为事件与观众的一种互动,超越了画廊中那种常规展览的静滞。
她和五名艺术家一起工作,包括一个纪录片导演,一个录音师,DJ,共同打造一个穿过城市的一小时的游行,将政治空间视为狂欢之地。这个展览的缘起,是她对1881年在 Trinidad的 Canboulay 暴乱的兴趣,当时,狂欢节被设计成了政治起义,为饱受压迫的人们打开了释放的空间。而且,她也思考了5·18以及其所爆发的能量活力。另一个令人激动的展览是“位置”,由 Patrick D. Flores 策划,回顾了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东南亚的观念主义,展览以个人为主,如菲律宾的Raymundo Albano,泰国的 Apinan Poshyananda, 他们更多的是做为策展人被人知晓而非艺术家。 Flores 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揭晓了这样的关系:由于并没有批评性的论述,所以他们只要自己去创造。
TG: 实际上,创造论述--更确切说是创造某种语境,延伸开来,就是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在你的双年展的另一个相对不常规的方面上,这一点是值得考虑的。你吸收了很多之前的展览。
OE: 是这样的。在一个名为“在路上”的单元里,我们将之前发生在各地的三十六个展览放到了一起,这些展览曾分别在这些地方举行,巴黎,加拉加斯,哈瓦那,东京,北京,纽约,费城,新德里,孟买,首尔,芝加哥,布鲁塞尔。不仅包括博物馆和大学艺术空间的展览,还包括在商业性的画廊和另类空间甚至是电影院举行的艺术展。一些是从更大的展览中抽离出来的一部分,比如最近在纽约惠特尼博物馆举行的 Gordon Matta-Clark回顾展,其它的还包括画廊展,比如洛杉矶的 Glenn Ligon, 孟买的 Atul Dodiya, 北京的陈秋林,首尔的 Jina Park。我们也放映法斯宾德的《亚历山大广场》(1980),但并不是如最近在纽约的 P.S. 1放映的那样;我们将它当作电影,在电影院里放映,每天都放一部分,直到结束为止。它并不是一件装置,而是一个电影。多样化的途径产生多样的展览,从而提供了一种方式,跨越不同的展览类型,去思考当代艺术的可视性。
这些巡回展是如今这个复杂多重的世界的一部分,我希望,能将亚洲想像成全球艺术和文化市场新定义的发展体系中的一部分。
TG: 所以双年展变成了一种如实的信息交流。这也是其做为双年展对文化可能性交流的一个方面么?
OE: 这个问题部分得回到许布勒( Huebler )以及大规模的展览上去,问题可能不是在双年展本身上,而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语境上。想想现在整体的经济形势,我想,为什么我们不把别处的一些展览带过来,扩大它们的延续性,看看他们是否能被演绎?
TG: 我觉得你并不是仅仅看到了许布勒在这方面的呼吁。如今,以一个松散的主题为主导进行创新,是不是有些冒险呢?因为你说如今,双年展文化有一种危机存在?当它们的主题变得虚虚实实时,人们可能就会认为,双年展顾忌到了节日主义的批评。
OE: 我认为这个批评很公正,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展览模式做为一种媒介,强调与主位化问题相关的自我意识。但是,双年展也反映了非常松散的体系,它将本土的创作语境与其它领域的实践联系在一起。我非常相信,双年展是对一些特殊场所的大规模的变形。 约翰内斯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强有力的例子。虽然办了两届后就停了下去,但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南非的境况。对此,我无法再强调更多了。
我非常反对这样的一种批评,否定双年展的环境,以及它对特殊场所语境的意义。把所有的双年展说成这样是不准确的。双年展,无论好坏——因为大多数人并没有机会旅行——却是全球性对话的一个场所。他们为光洲以及周围城市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希望能够成为对话的一部分,就像在伦敦、圣保罗 和纽约一样。光洲城有一个博物馆,但每年来那里的人不到100万。甚至一年10万人次也达不到。但是,双年展上,9月到11月的70多天里,能有100万人过来。他们从各处学校坐车过来,这成为了全国性的活动。所以,不能不承认它的自身的活力与所做的努力。
TG: 听上去,似乎这是一个对文化产生影响的良机。但请允许我换个说法:今年秋天,亚洲差不多会同时举行很多双年展,你觉得在这种觉醒中,西方的艺术界会被改变么?
OE: 这个问题非常好。去年,在欧洲看到 Grand Tour,我觉得非常震撼,在某种程度上,这近乎一种怀旧演出,从威尼斯,到巴塞尔,卡塞尔,再到明斯特,路线很简单。而在这儿,我们所拥有的就是所说的艺术罗盘(Art Compass), 不是单线行走,而是在不同的时区、地区和大洲变换游走,方向四散,光洲,釜山,上海,广州,新加坡, 克赖斯特彻奇,悉尼,台北,横滨。在地理上有一个更大的延展,虽然政治与文化界线依然存在,比如,即使你想从中国内地去香港,你还得办签证。除了目前在亚洲发展的众多博物馆,还有北京奥运会,在规模与资本化上,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也许有人觉得,艺术罗盘本身的影响只是非常突出的,因为参观这些展览的观众人数是如此之多,而其实这些地方的当代艺术,它们的新颖之处是非常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