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他还是很理性的，并不是一种冲动。
高：从那儿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都开始注意到毛泽东时代的美术视觉图像、视觉资源可以被使用，并成为一种艺术。当时随着王广义越来越被认可，随着艺术市场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有多少人在使用这样的方式。
今天很多艺术家在使用这些视觉图像，已经有很多人都是因王广义作品中的语言形式而受到启发和影响的。这些艺术家对这种“搬用”加以吸收和改造。比如俸正杰十前年就开始，他的作品是一步一步演变的。但是现在，如果再有人从他这里受到启发，再进行类似的创作就远不如俸正杰。当然俸正杰、王广义是“搬用”但是搬用只能一次，在进行类似的行为就显然是抄袭了。
我们说杜尚的《小便池》，“搬用”的概念最直接的就是杜尚的《小便池》。《小便池》只有杜尚一个人去搬到美术馆里面，这就是作品。但是如果杜尚之后还有人再搞“小便池”显然就是抄袭。所以，我们今天讲“当代•红光亮”的概念，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很早的时候，二十年前是有这样一个逻辑背景的。但是搬用以后，王广义是整体“搬用”大批判的图像。当他后来知道“文革”的美术资源可以借用、可以搬用，就有吸收、有改造、有组合、甚至还有再生出来的。
像岳敏君这张画《我为祖国放骏马》，广庭渤的《我为祖国放骏马》原画是有牧民在上面的，岳敏君把这个人去掉了，尽量追求那种那个时代的绘画语言、包括感受和技巧，画面整个追求过去的那种东西。所以，你说这张画跟过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岳敏君十年前画过《开国大典》，也是没有人。我觉得岳敏君的东西都能很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如果现在的人再来画这个东西，以后肯定会有人画，当然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讲这个展览里面的十位艺术家，都是很早就开始坚持自己的探索。所以，我选择了这样十位艺术家。
裴：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当时在毛泽东时代的政体和经济是一体的。他的方法论、思想和形象整个是一体化的，是完善的而不是分裂的。由于这种“一体化”，它既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中国的传统。包括经济是计划经济，但是今天的现实是在市场经济下。今天市场经济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下和过去比较而言是不同的，或者说已经不是那么一体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上仍然会有所谓“红光亮”的这种情结。
高：对,是这样的。
裴：它们之间的承接关系，或者是在文化上的启示又是什么?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意义?
高：启示是这样的。作为一种视觉经验，它可以有一种延续性。比如时代不同了，但并不是简单地讲一个时代的艺术，一定是这个时代社会现实的反映。这种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像镜子似的反映。而是反映历史里面的一些现象，如何反映历史?如何继承和发展?在反映的时候必须是刚刚过去的历史、刚刚过去的经验，而且这种历史经验一定要对这个艺术家起到作用。20年前，1988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十二、三年，虽然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开始，但是依然有很多东西都仍然向文革时期的方向发展。思想解放只是停留在中国政治界的高层和知识界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在普通的机关、企业、工厂、农村完全是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
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要搞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社会体制里面，又开始要市场化。就会产生巨大的反差。所以他必然要用自己熟悉的、曾经有过的经历和视觉经验与当下经验做一个混合。艺术作品一般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展览我想强调一点。“当代·红光亮”这个展览是带有艺术史性的展览，是带有回顾性和总结性的展览。它是从艺术批评的角度重新提炼1990年到今天，18年来中国当代艺术中一个重要的现象。
在艺术家创作出艺术作品后，就是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工作者怎么来梳理和阐释的问题。它是一个开放的结果。如何阐释?找到什么样的角度来阐释?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一个理论最有效的就是概念、范畴、命题，没有这些东西，这个理论就不成立。所以在命题、概念、范畴里面，我觉得“当代•红光亮”和“黑白灰”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新的概念。
为什么叫“当代·红光亮”?如果 “红光亮”是“文革时期”的一个概念，我们今天应该重新再造一个概念。但是在中国这样的特殊现实里，重新造一个概念不如直接搬用。我在文字上也学了王广义直接搬用。但是我加了一个“分号”，表示方法就是“当代·红光亮”。这在西方学界是两种概念的互文性，英文叫Intertextuality，又翻译成文本间性。两个不同时空的概念同时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可以产生互相之间、今天与过去之间的关系。今天的不完全是今天的，它是从过去来的。比如“当代·红光亮”，当代和红光亮之间产生一种互相对照性。语言学家罗兰·巴特把它提炼得特别好，也就是他们之间有一种互生性。所以“当代·红光亮”有一个并置的概念在里面，它产生了新的概念。比如王广义的作品《大批判》，把pop art和可口可乐并置在一起，这说明了什么?以过去的经验会觉得这个东西毫无路数，属于无厘头。比如像无厘头，像周星驰的港台电影里面就有很多并置的元素，是超时空的并置。后现代艺术里面有很大一块就是文化的并置，是互文性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王广义是在视觉艺术的形式上搬用了过去的图像，我在文字上也搬用了过去的图像，与当代的语境做了一种并置。这个比我再去找三个新的字做一个概念，更容易使人们进入和理解，更能够体验到对于这些艺术家作品真实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