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对“社群”这个主题怎么看，您的策划思路是怎样的？

朱其：“社群”还是想说未来十年，中国社会需要一种独立的社会意识或者公民社会的的思考。我觉得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很长期、持续独立的社会形态出现过。当然中国传统是有的，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渊源。比如说中国地方的“宗族自治”，进入近现代以后，宗族自治，因为战争动乱、政治运动，宗族自治现代化处在一种瓦解的状态。尤其是到了四九年以后，中央行政到县一直到村，彻底消灭了中国传统宗族自治的状况。当然最近十年又开始重新兴起一些独立的社会形态，像网络社区、QQ群、超女粉丝团等等，有很多这样的“社群”，既不是国家形态，也不是个人形态，它是一种社群现象。

记者：这种社群是娱乐化、脆弱、松散的。

朱其：现在的社群是一种比较松散的人群状态。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正在分化，大家基于不同的趣味，不同的信仰或者不同的利益聚在一起，但是聚在一起又不是一种很紧密的关系。

因为现实原因，它不能够以合法的团体或者是组织化的方式出现。所以它可能在虚拟空间里会紧密一点，在现实社会会更松散一点，类似于一种朋友关系。但是这种“朋友关系”，又不像二十年前那种传统社会的朋友关系。传统社会朋友是可以为你两肋插刀的，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这种“朋友关系”也已经解体了。现在大家以朋友的关系相聚的时候，它更像一种社群，既不是以前两肋插刀传统的道德伦理的关系，也不是公民社会非常团体化、组织化的方式。但是现在这种群体确实正在出现。

比如说基督教家庭教会等等，一群人喜爱魔术大家就天天在一起玩魔术，喜欢越野车的人大家就一起开越野车。他不是为了关心国家命运，不是因为关心社会发展的原因聚在一起的，仅仅因为有共同的趣味、价值观和信仰的人群，他们走到一起的，但又不是一种很严密的组织化的形式。这个现象正在不断地出现。以前这种状态不是很明显。

这些年有一些艺术家也以个人的方式去介入到某一个人群当中，以艺术的方式帮助他们，或者是改善一下他们的状况。比如说像南京的艺术家，郭海平就一个人跑到目前精神病院去，教精神病人画画什么的;像甘肃的艺术家靳勒，回到家乡后村民推选他当村长，他带着村民去参加艾未未的“童话”。那个村的村民第一次到了北京，到了欧洲。打开了世界观。因为他看到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像郭海平教病人们画画也是一样的，可能确实使病人的心灵，至少在这一两个月里边得到了某种改善。我觉得这种行为很难说现实主义艺术，不能用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来概括。因为现实主义艺术，还是个人精英，试图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去关怀芸芸众生，要去拯救他人。但现在很多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介入弱势人群，他其实不是一种现实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他跟那群人就是一种社群关系。他也不认为自己能够完全拯救他们，他也不想把拯救当做他一生的事业来做。

比如说他也许就做这一次项目，也许再做两次、三次。他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一个很朴素的同情心或者是个人的一种意愿。当然他自己也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帮助，自己也能得到一种提升或者是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么他就跟以前崇高的知识分子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还不太一样，是比较质朴的方式。

艺术应该是要参与中国社会的进程，你只有参与到这个社会进程才会有活力和创造力。我觉得中国未来十年社会进程很主要的内容，就是公民社会，一种独立的社会意识，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

双年展的撤展风波始末

记者：说到这些作品，像您说的和社会问题是产生关联的，而且很紧密。据说有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已经撤展了，事情是怎样的？

朱其：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行为艺术单元。还有一部分就是706主会场，有几个艺术家的作品被撤了。行为艺术单元，只是说要有三个社会焦点人物，不能参加。第二，有一些作品方案，主办方要审查一下，主要是这两点原因。

其实一开始他们也答应可以不参加了。但是到十五号，就宣布开始退出展览，自己做了。让我们处境非常尴尬。

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行为艺术跟国内的大型展览活动，尤其是官方的双年展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从行为艺术国内第一个双年展，像96年的上海双年展到现在已经有十三年了，实际上官方的双年展从来就没有接受过行为艺术，但这次798双年展其实是一个突破。

第一，我们设置了行为艺术单元，而且主办方也没有不同意。我觉得这是这次双年展的一个突破，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半官方的双年展。

第二，96年到现在十三年了，批评现实的艺术作品，其实很少大规模地在双年展上展出。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批评现状的。这次双年展也基本上容忍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十三年来很大的一个突破。

当然这次出事情也是出在这两块，一块就是行为单元;一块就是706主要是批评现实的，整个问题全出在这两块，其它的没有什么问题。行为艺术，在中国应该有四种行为艺术，如果分一下类是这样的。

第一类，是比较观念化的，就是纯艺术的，或者仅是挑战身体极限的。比如说像刮子撞墙，撞了三个小时，自己撞得都要趴下了，然后撞一次地上划一根线，也很观念，也很体验，也很单纯。

第二类，是怪动作和声响，这是属于趣味的。那么让知识结构不同的人产生厌恶，觉得很难受。

第三类，涉及到一些敏感的事件、人物的，也是这次焦点之一。

第四类，突发性的有两种：一种，比如说跟主办方说好了我不做。但是到了那一刻，我又做了。我跟你保证不做了，但是开幕式的时候又开始做了，跟你耍了一个计谋，让你防不胜防。第二，就是突如其来，不请自到的。其实你也没有把他列为参展艺术家，但就在你做展览的时候，他突然就开始做。

这次真正出问题的是后面两类。比如说原来请王军做行为艺术策展人的起因，主要是因为今年五月份“前提行为艺术节”，他的作品，基本上属于我说的前两类的，要么就是很观念艺术的，很身体体验的。我觉得这个也不会引起太多的误解和麻烦，挺健康、挺清新的。然后就邀请他来做。

可能在五月份还是六月份，我在中央美院讲座，他们也来听了，上完课，他说：“我们要不要聊一下怎么做这个单元？”后来我们在美院的咖啡厅就聊了。请社会人物是我提出来的。之前我给《新周刊》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当代艺术和社群意识”，就是艺术要向现实学习。可以把双年展作为一个讨论问题的平台，像吴萍、范跑跑、还有律师刘晓原都属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和利益冲突的一个交汇点，如果他们能够参与可以促进一些问题，他们的参与可以是非艺术家的方式来参与，也可以作为展览的一个概念。后来他们也提出说可以请娱乐人物过来，比如说像陈冠希之类的，我说：“这个活动不要请太多的娱乐人士。因为娱乐人士来了，容易把双年展娱乐化，还是要比较严肃地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