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创作的新作品，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刘永刚：今年年初以来，我创作了一批绘画和雕塑作品，现在完成了有60件左右。我的绘画作品强调一种书写性，非常自如地不加任何观念的东西在里面。自主地、自由自在地、放纵地、狂野地把它写出来。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研究传统书法的线。中国人的精神和传统文化都蕴含在线性里面。这种线，有一种生命力。我想把线的这种长短、转曲、粗细等变化，变为自己作品中的一部分。

在画面构造上，我从繁入简，以致简到最后的几笔。

商报：这就是一个更抽象、更写意的过程。

刘永刚：是这样的，强调一种韵味。

商报：那么您还是用油彩来表现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么？

刘永刚：是的，用油彩和布。用这种材料，每一次书写都带着笔痕，每一笔起与止的过程都可以展示给观者，使人知道整个书写的状态，在其中体验到一种快意。

商报：您一直学习的是西画，又是怎样与中国文化如此的契合呢？

刘永刚：最初我从事的是西方艺术的研究，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发现可以用油彩画出水墨的效果，这时我认识到了线的魅力。毕业实习后我画了《鄂拉山的六月》，在这张画中我就尝试了用线和填色，然后再勾线、再填色、再勾线的办法，表现了两头牦牛在追一个女孩的动的感觉。这张画，我就把东方的神韵、线和墨的美，融入到了油彩里面。之后又创作了一批西藏、内蒙古题材的作品。直到1987年《北萨拉的牧羊女》诞生了，我把这种方法运用到了极致。

商报：当您感觉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会不会感到一种痛苦，因为要重新寻找发展的方向？

刘永刚：是这样的。于是我觉得要到国外去，到德国，这个表现主义的故乡去，看看那里的艺术家是怎么做的。1990年到了德国，接触到表现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后，感觉太好了，淋漓尽致的情感抒发，狂野的表现，太适合我了，然后我就吸收他们好的东西，并加以融合。但到了1994年，我发现他们的作品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后，我创作的《鱼》系列作品，就是对德国表现主义研究的一种总结，然后就放弃了德国表现主义，因为我已经把它吃透了。之后就回到中国文化传统中来。

商报：当时您应该还身在国外吧？为什么还能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呢？

刘永刚：尽管当时我人在国外，但是，从精神方面来说我并没有脱离开中国文化。我首先把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感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博大精深，太需要我们去了解、研究和继承了。经过实践，我给自己确定了一个方向，就是研究中国的书法和石雕艺术，还有剪纸等民间艺术。这个工作从1993年一直进行到1999年，于是产生了这批抽象作品。

商报：您为什么要从文字的角度去入手创作呢？

刘永刚：因为文字是由线构成的。我崇尚的就是线。中国的条线运用得非常好。我从中国最早的文字入手，从甲骨文、篆体，还有蒙古文、八思巴文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创作了这样一批作品。

商报：您是先以雕塑的形式表现了这样一种造型吗？

刘永刚：其实这种抽象的形式是先体现在草图中，而后再进行雕塑创作。无论是二维的平面作品，还是立体的雕塑作品，在我的创作中，抽象的形式是统一的。在用线书写的时候，我发现这些线条已经立体了。看到这样一条立体的线，我就想把它做出来。然后我又把它运用到平面绘画中来，更加强调线的书写性。然后一直延续，我要把它做到极限。

商报：算起来，已经有十几年了。

刘永刚：对。十几年都是在做这样一个题材的作品。全部都是线。

商报：这些作品是在您多年的积累下一种爆发的结果。

刘永刚：对。我享受到了40多年的画画过程。每一笔的运用、色彩的铺设、构造的创新，整个过程觉得非常愉快。之后我就一边做雕塑，一边做绘画作品。这两种形式是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并行发展的。

商报：那么您现在主要就是要延续着这个思路创作下去么？

刘永刚：对。会更纯化它。比如很繁杂的笔画，我会以减法的方式进行削减，最后也许就会剩下几条线。有时我会幻想自己的作品用一条线就能表现得很完美。

商报：这个过程不是在削弱，反而是凝练后更具力量。

刘永刚：对。实际上您在一点点减的时候，反而把要表达的内容更集中、更强化了。能够把中国人文脉的传播、精神、气韵和文化表现出来，这就是我的方向。

商报：现在艺术界符号化现象比较严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永刚：我想您说的“符号化”是指的“脸谱化”吧？“脸谱化”意味着缺乏个性，千篇一律，这当然是不好的。我认为这是艺术家懒惰的一种表现。不去积极创造，积极思考，当然就会一味模仿，这就滞碍了艺术的发展。

商报：最重要的是不要停步不前，不要简单重复。

刘永刚：对。如果缺少创造的魄力，就是艺术家的悲剧。所谓大破大立，不破不立，不能缺少这样一种精神，要去超越自己。

商报：而您找到了可以深入发展，又可以不断超越自己的创作思路。

刘永刚：这是我的幸运，也感谢先人给我留下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