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首先直言不讳的是：吕立新是我和《艺术市场》的老友了，然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访谈眼下这位艺术市场圈子里风头正红的“俊生才子”的缘由，不是一直致力于市场权威的《艺术市场》杂志，突发奇想地要改走“时尚范儿”路线；也绝非是自诩“学院派”出身的笔者要摒弃一贯冷静批驳的态度，而迸发出“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般惺惺相惜的情愫，而实在是因为：在《百家讲坛》的“水墨齐白石”引起不小的社会活动之后，吕立新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当下艺术市场圈子带来了太多的手笔和故事，叫人在对一件事惊喜的余波未了之时，马上又对下一件事期待不已，用《泰晤士报》老牌专栏记者西蒙·巴恩斯的话说：“这个家伙就是那个不折不扣地讨媒体喜欢的人，他不用费尽心思去制造新闻‘招蜂引蝶’，即便就是站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也会有记者像饿极了的蚊子一样飞扑上去，因为他本身就是新闻。”所以说如若吕立新就是当下艺术市场圈子里的时尚先锋，那么一贯最厌烦扎堆儿的笔者也会毫不介意地“飞扑”而去赶这个潮流。

因为在当下艺术市场圈子里最为时尚潮流，就莫过于吕立新和他的《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下简称《档案》)那点事儿了……

长久以来中国艺术市场内“争议”的规律是：不红不争，红者必争；并且，争红之议者，亦红；红者不争之议者，行将不红……吕立新红了，红在“露脸”之后；他的《档案》也红了，却红在“露脸”之前——眼下尽管《档案》在社会关注下已然沸沸扬扬，但要先知晓的是即便是第一批入选的八位艺术大师中，也只有二位的部分卷宗在八月才能面世，是标准的“闻声未见人”。但即便如此，关注、热盼、谈论、争议等等依然“不踵即至”，按照“红者必争”规律，目前《档案》确凿红得可以了。

然而令笔者甚为惊讶的是：真正“红得发紫”的，却是那些尚未出版的大师档案——当面对笔者“谁是下一位《档案》整理的大师”的询问时，吕立新随即大翻苦水：“现在即便是我这儿最普通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每天都已经被十几遍类似的问题搞得不厌其烦了。来电询问的多半是藏家，甚至有的打来直言不讳地讲，‘你们下一步编谁?编谁我买谁。’”《档案》的市场“实用性”可见一斑，然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却有些偏离了吕立新最初的初衷：“文章皆为千古事，何况‘国之宗卷’乎?《档案》是国家以抢救性的方式对20世纪优秀艺术家作品进行建档著录，主要是想以国家的力量为后世留下最大程度上的真实、可信、权威的美术史料。尽管我们谋求‘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但是比起我们在更为在于的‘千秋’意义，更多的人，特别是众多市场人士却对‘当代’之利感兴趣得多。”

那么《档案》的“千秋”与“当代”，究竟是孰重孰轻的选择，还是的长短兼备的效果？这是个问题。然而对一件事物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往往便是其本身的缔造者——吕立新之所以毫不避讳地直言自己便是《档案》的创始人，就自然有许多最本色的话要说：

《艺术市场》（下简称《艺》）：不可否认《档案》火了，甚至是“闻声未见人”式地火了，这在意料之中吗?作为其直接的缔造者之一，你认为原因何在？

吕立新（下简称吕）：我的确是《档案》的主要创造者，是第一个提出和策划这个完整的想法的人，但是这个想法绝不是陆游神来之笔式的“妙手偶得”；也不是门捷列夫如梦方醒式的“突发灵感”；更不是堂吉歌德毫无目的般的“心血来潮”——《档案》是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构思，反反复复之间自然想到了不少，所以《档案》在最开始的例行宣传之后就马上火了起来，既在情理之也在意料之中。原因有几点，第一是《档案》客观上是中国美术界、艺术品界、艺术市场界长久以来最为期盼的形式和著录，因为它是“倾国之力”打造的最大程度上的全面和权威，也就是树立了一个标准，一个直接可供人遵照、研究和参考的依据。这就好比大家都要丈量长度，都明白计数单位却苦于手头都没有尺子，而一旦有了一把标注化的尺子，剩下的事儿就是单纯的力气活儿了。《档案》之所以冠名“国家档案”，就是要起到制定标准和范式的作用。

其次的表层直接原因是《档案》在当代的艺术市场内，无论是拍行、画廊、艺术机构还是藏家、经营者，都有着极高的“实用性”价值，是市场风向标和投资指南。

再次 深层根本原因是《档案》对中国美术史深远的历史意义，特别是为今后类似的档案著录建立了标杆式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