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整理：李东星
摄    影：岳增光

李：作为中国美协副主席，同时也是此次“12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写意中国•中国国家画院2010大写意国画邀请展”的参与者之一，您对国家画院在主办这样一个展览有怎样的看法？

施：我觉得国家画院做得非常好，有一次杨晓阳院长和我聊天时说：“国家画院应该是全国画家的办公室和联络处”。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画院这个机构，它不单单是看这个画院里面有几个画家，更重要的是怎样通过画院这个平台，组织全国的画家去创作，把精品意识和主流的作品在画院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发挥出来。如果再将全国的画院通过国家画院这么一个文化部的直属大画院组织起来，做成一个联动，将会做出更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

李：施先生，您作为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觉得这个展览对上海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施：我和个别上海的画家也在讨论这个事，从上一次国家画院在第九届艺术节期间做“时代丹青”展览我就发现，组织那么一批相对比较成熟的画家，给他搭建一个平台，只有国家画院可以做到这样，也可以说是一种号召力吧。所以说国家画院做了一件好事情，也只有国家画院能这么做，这是一个优势，我们觉得应该往深里边走，向纵向发展，发挥这个优势，整合全国的艺术家的力量，培养一批人才，必将会出现一批精品力作。

李：您觉得中国画目前处在一个怎样的现状?

施：中国画发展到今天，其实有一个殊途同归的现象。西方文化进来以后，我们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一种对外文化交流、信息量大了，对世界的情况也了解多了，我经常反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共通点在什么地方？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其实我们中国画的许多理论是非常完整的，比如《六法》，感觉中国人很随意、很写意，很自我、很表现主义的，看到什么画什么，为什么中国那么早就有这种完整的理论，到今天为什我们却没有深化研究？没去整理出来？而西方又是立体派、又是表现主义、又是后现代……可能我们中国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次的研究还不够。

我最近在看毕卡索的东西，就在思考：他为什么眼睛放在这？嘴巴放在那？后来我突然悟到一个道理，就像我们画山水时经常有一个现象，把这个山头搬到这里，把那个山头搬到这里。也就能理解毕卡索为什么把人的眼睛、鼻子也移动了，其实就是把咱们原来三维的观察方式变成两维的、甚至平面的，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一种观察方式而已。

在文艺复兴的时候，达芬奇、米开朗基洛就提出了很完整的解剖学、透视学、构成学、色彩学等，有一套很完整的理论依据。我们中国的理论不落后，绘画当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六法》很早就提出了，关键是我们传承的时候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的完整理论往下延伸、往下传承。

如果中国画的问题就是纯粹技术上的一种传承，我觉得这个空间就比较小，或者有一点偏激，而上升到精神层面上就不同了。

这些年，大学里有一个现象，考国画系的学生越来越少，而且画家整体的综合知识结构也越来越弱，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太深厚，他对一个人的要求太高，尤其是中国画，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去学习，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当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它有的时候往往会忽视了他的生存价值跟社会价值，这就是我们中国画的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