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您是怎样看待现在各种画展上工笔画过多的问题?

施：我不同意有些人对工笔画的批判，这对年纪轻的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要表达一种牛仔裤那样的东西就必须找新的样式，他们很辛苦在探索，你要给他支持。年轻人讲笔墨、线条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画展的评选，在休息的时候，有一排姑娘站在前面聊天，她们穿的那种服饰跟我们的评选的那一批工笔画的艺术语言特别近，所以我感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用那种方式是表达当代人物形象，这种表达，我觉得是革命的、进步的，有他的合理性在里面。当然，我反对越画越细，制作性越来越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经常私下和人说，对小青年宽容一点，他表现的对象改变了，表现形式肯定也要改变的，这是很漫长的道路。徐悲鸿、蒋兆和这一代艺术家没解决的问题，在方增先先生那里解决了，他用最传统的一种浙派水墨解决了人物结构的表达，所以他是里程碑的人物。当时方先生年纪很轻，只有三十多岁。现在的青年艺术家同样也承担着解决新问题的重要责任。

李：中国画的学术概念是什么？当下艺术家最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施：我觉得学术是两个层面组成的，第一个是技术，第二个就是作品的思想内涵，两个有机地结合，就是学术。现在我们许多讲学术的，往往是一种技术层面的研究，忽视了作品本身的精神含量，这已经是一个社会现象。

我记得有一个英国的哲学家讲过一句话，他说社会科学加入到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就会发展。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现了相对论，1907年毕卡索画了《亚维农少女》，时间相差两年，后来他有一个外国人做了一个研究，爱因斯坦和毕加索两个人同时解决了两维空间，解决了时空交叉的问题，更令人意外的是他们曾受教于同一个数学老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艺术当中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可能艺术家感性的东西多了以后，理性的思考往往就忽视了。

面对一个新的一种生活状态，一个生活环境，新的表现对象，你用什么一种方式去勇敢地表达它，这个是艺术家是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我说齐白石是最伟大的画家，他很勇敢、敢于突破，他画了很多老鼠偷油、农民的篱笆这种东西，齐白石前的花鸟画家是没画过的。他的表现主义，他对艺术的感受，他对这个艺术创作的勇敢，我们后人是比不过他的。上海的林风眠当年从法国带回来一种新的信息，企图要使中国画有所发展，在中国画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造，只可惜他的路还没有走完……李可染也很勇敢，他完全打破了一种观测方式，因此他成了山水画的大家。我们现在的艺术家就缺乏勇敢，凡是四王没画过的东西不敢画，凡是谁画过的东西也不敢画……今天我们的艺术家应该更勇敢一些。

面对西方文化大量涌进中国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保持住一种文化的尊严，民族的自信，这也是我们中国画研究的问题，

画家就如同是讲故事，用自己的艺术技巧、形式讲一个时代的故事，你把情感投入到这个故事里边，不管你的山、你的水、你的人，你得感动别人，你得感动自己，如果你这个故事连自己都感动不了，你还怎么感动别人？

现在的老百姓是有判断力的，而且喜欢美术的人，大都是有文化的人，对艺术的精神层面的表达，思想内涵的表达，其实给艺术家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吴冠中之所以成为人民爱戴的艺术家就因为他表达生活、贴近生活、、爱国家、爱人民，、能用艺术家的一种良知讲真话。

这次国家画院做的这个展览，不叫笔墨，也不叫水墨，而是讲一个大写意，这就是聪明的地方。什么叫大写意，水墨的叫大写意，那么表现主义的，带一点抽象的也是大写意，这个展览把中国画的视角很宽泛地表达了，大写意不单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概念，更是一个精神内涵的思考和探索。通过中国国家画院的深层次研究，或许会把社会上的一种比较混乱的现象，或者比较迷盲的现象理一理。

我们艺术家需要什么，一个国家需要什么，你的传播对象需要什么，我们没人研究这个东西，都还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为什么有很多艺术家总是进不到一个角色，原因是他们信念不明确，信念不明确以后，他的个性就会越来越膨胀。创造力、信念和本能这三点是最能支持艺术人生的东西，你处到这个高度一想，我们绘画的问题就全解决了。绘画要创作要浪漫，但是必须有一个信念，你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支柱，你心里活得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