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性”？
杭：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一个中国人如何站在自己的角度，让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的变化与世界的主流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对话过程的正常化。我在《新具象艺术——在现实和内心之间》这本书里试图解决一个问题：艺术的“现代性”探索。从古到今，尤其是整个二十世纪过程中，中国存在着很多非常特殊的情形：“五四运动”强调民主与科学，注重写实而贬低写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化思潮在美术界澎湃；五十年代以后，受苏联与新政权的影响，产生了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七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西方思想再次进入中国，中国人又开始全盘否定自己；直到近两年，随着本土意识慢慢觉醒，中国人又开始回归到自己传统价值观。事实上，这个过程本身可以被概括成一个“现代性”。就艺术角度而言，“现代性”就是中国人试图在全球化的状态下来探索中国艺术的生存问题。但是很可惜，中国对艺术现代性的追求仅仅局限于艺术家的层面，而没有上升至整个社会的层面，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生活的现代性，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中国经济的现代性等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分离。
李：你师从庞薰先生，那你认为民国对“中国现代性”的启示是什么？
杭：我入学的时候，庞先生已经很老了，为了办一本学生刊物，我的老师王家树先生介绍我去见他，老人不因我是一个刚刚大一的学生而轻视，而是第一次见面就推心置腹的与我谈话，有很多意思我当时并不十分明白，但老人满头白发下那种仍然灼人的激情让我深受震撼。陈丹青在《新周刊》发表过一篇文章中提到，很多人包括国家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以前都是民国人，但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正视民国的文化价值。从社会角度，民国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到近代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与建设期；从文化角度，民国时期是非常独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转换成近代文化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意识形态，无论是哲学、还是历史，我们今天仍然无法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民国。在我看来，民国实际上就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化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个最初结果。

李：你认为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对当下中国文化、艺术的启示、价值是什么？
杭：改革开放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所谓重新整理国故是片面的，因为它完全忽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检讨。我们希望从一个当代的角度重新延续文化传统，所以今天精英文化的回头就有一定的道理。
对于文化，实际上我还是坚持一种生态、多元的概念，不要有太多的人为操纵。此消彼长都是内部产生的结果，但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伟大人物去推动，而不是通过行政和社会集团去推动。所以一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生态，中国文化强不强，中国文化能不能跟西方的某种文化发生比较，这实际上很难说，大概只有上天知道。

赵：作为一位在文革之前出生的知识分子，可否谈一下你对文革历史的见解？
杭：对于“文革”，我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虽然我是“文革”的经历者，但“文革”时我六岁，还不能完全客观地认识“文革”，况且经历过“文革”的每一代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中国“文革”是与“五四运动”一样的大命题。除了非常惨烈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最根本摧毁外，对于文革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一群利益集团的概念，代表着一种人；第二个关键词是“文化”，它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军事的和社会的，而是一场“文化的”革命；第三个关键词是“革命”，革命在中国有其特定的含义。基于此，对于许多“文革”事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
事实上，1949年以前，民国时期的价值体系与传统的封建社会没有太大的革命性变化。而新中国政权建立后，按照阶级成分划分，社会形态和价值观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角度来说，某种意义上“文革”就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极端的延续。“文革”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且持久，比如“文革”所产生的社会分层格局等、文化的后遗症，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彻底回避。

赵：结合中国晚清以来的的历史，你认为文化建设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杭：近现代的精英知识分子，无论是蔡元培，还是陶行知，最初他们都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然后就到西方寻找真理，进而发现文明的结果包括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两部分，西方的传统文化显然无法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又相对处于落后状态。最后，教育成为众人之选择，成为兴邦救国之良药。这是中国近代一百年来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所走的一条路，最后都回到教育问题。所以，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尽管每个人的思维习惯不一样，但解决或者超越它的根本方式却往往只有一个。对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着君权高于民权的权利分配不均问题。但我们现在流行的民主概念来自西方，不在中国传统文化概念里。中国传统文化里还是有一个“明君”，还是一个多数服从少数的体制，当然这个“多数”在今天是通过集团的利益来体现的，但因为这个集团的利益有了一个“明君”概念存在，故而就不需要有另外一个集团来制衡，这是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厉害之处。
事实上，要改变中国还是要回到改变观念的问题，要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具活力，归根结底的办法就是教育，所以自梁漱溟、陶行知以来众多知识分子最终都选择了教育事业。但可惜的是，从“五四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甚至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教育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教育问题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赵：如何在延续传统和文化民族主义之间斟酌？
杭：晚清以来破多于立，破就是革命，立就是建设，而破立问题本身都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对中国主流意识而言，肯定是破多于立，但从当代艺术视觉本身来说，立还是不少的，至少构成了九十年代一个非常丰富的当代艺术图像景观。事实上，最终民族、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义三个词是要分开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民族问题会逐渐淡化。而民族文化是一个族群里长时间所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应该予以保留，因为它是世界文化多元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源泉。民族主义则是这个族群中的某些利益集团，为了保持集团利益而虚构出来的一种功利性的理念，所以它是我们要警惕和不可取的。

赵：中国当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理想存在方式是什么？你如何理解当代文人的责任？
杭：人类可能很难超越时代的束缚，包括我自己在内。目前中国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者只有少数的几个。在我看来，“当代文人”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形象，应该是有血有肉的，他可以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当下，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举止，现在的所谓知识分子往往都透露着内心的浮躁与庸俗，其中的大多数人很难摆脱体制而独立自由地生存。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需要内外兼修，但今天已经不再被社会所强调。

赵：中国文化体系中能为今天世界贡献出的核心价值有哪些？最为糟粕的因素又有哪些？
杭：仅仅是以自我体悟的方式，我认为中国文化体系能够向世界输出的就是遵循生态过程中生生不息和生态之间要遵循的伦理，包括人和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糟粕的因素也有很多，比如中国的农耕文化太注重经验，天生偏向于保守。对于一种文化，与西方那种截然另起炉灶的方式不同，我们不会系统地去否定，而是习惯于不断地作注、修正，而这也令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了活力。

赵：你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杭：对于文化，随着人的年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体悟。随着年龄慢慢变大，我认识到了儒家的入世的可贵，但我在现实面前碰壁时，又会想到老庄的超越。这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在根本上东西方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但是今天中国的文化并没有被很好的推广，也许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让西方人真正地去尊敬中国人，目前还没有实现。因为在中国，大众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文化启蒙。

李：那么你认为真正的启蒙是什么？如果今天中国开始文化复兴，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杭：在全球化的当下，我们希望在充分了解西方文化内核的情况下，尽可能客观、正确地反思中国文化。启蒙的关键在于如何重新发现，文化现实已经客观存在，而发现是文化复兴最重要的一步。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复兴的内容及方向是什么？是不是明代、清代、民国，亦或其它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有时我不愿意提文化复兴这个词，因为这个重新发现的过程存在很大的危险。中国历史上的形态和今天的形态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复兴的具体方向与内容，更何况这一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变化，社会形态可谓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即便今天的文化内核没有改变，但文化越来越精致化、丰富化的变化趋势，已经注定了不可能恢复到三千年前那种简单的社会形态。即使传统文化中优良的成分也并不一定能适应今天的中国，中国的文化发展还需要进行艰难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