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你那件衣服穿了多长时间？你当时做那个作品是每天都穿吗？
朱：我那个作品是阶段性的，比如我在一九九四年的五六月有一段时间有时候连续几天都出去、有时候隔两天、有时候下大雨，那衣服不是九六年被人收藏的应该是九八年，九七年我还穿着那件衣服，当时很多的出版物介绍我都穿着那件衣服，我生活中出来跟大家见面并没有穿那件衣服，但是我给人家造成的印象就是我随时都穿着。当时我老戴着那个帽子。

江：你社会行为第一个作品是“寻人启示”，后来第二个作品就是“此人出售”，之后做的是哪一个？
朱：身份证，那是九七年拍的照片，当时还能戴下那顶帽子，比如说我后来做保镖帽子给别人戴过之后的我都会收回，不会把任何一个东西给别人的，现在的让朱发东先走，衣服家里有十一件，卢杰他们当时出资很多钱，条件就是有一件就是衣服要给他们收藏。过去我在宣武门住过齐白石的孙子把他那很小的一个平房借给我住，一分钱不收我的，后来我买过他两件作品，最近还打算买他的图片的作品，他刚从喜马拉雅山回来，从喜马拉雅山的那些是我最想买的，其它的我就是出于想回报他。

江：你觉得你的作品到现在为止哪一件是最重要的呢？
朱：这只能分开讲就现在来说评论、美术史的意义各方面就目前这个阶段的认识来说“寻人启示”、“此人出售”肯定是非常经典的，而且可能很少有作品能相比的，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而且就今天来说人们并不认为它落伍，现在创造出这样的作品来也不容易，虽然出了很多很多类似的，但是你感觉不到有多少好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新的作品同样会被非常好的肯定，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涉入到我的这些作品里来，而且这些作品又会加强我过去作品的力度，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有好多艺术家，其实也不错，但是我们没法看到他后面的东西，或者说他后面有东西但是人们并不看好，其实会影响他过去的作品的，我觉得所以以后那些作品将会得到更高的评价，吕彭的那本书从九十年代的艺术来看他写的并不怎么样，而且连什么重要的图片都没有，九十年代的艺术完了，那十年，当时我就想他会后悔的，他当时用了一张我画的寻人启示，而且说的话也不好听，结果他写那个一百年了现在反过来了，其实推翻他自己了，九十年代艺术和一百年的相反，他现在认为这个很重要，而且登了“此人出售”的图片。

江：他登的是哪一张？
朱：就是立着的那个，还有那个光着膀子的五个人，出现在这种艺术史上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是几个人的合影照片嘛！“寻人启示”被登得没法说了，外国也很多的，国内就更别说了特别多，现在推过来看原来很多作品当时很热闹的，等人们谈论它会忘记，但是我现在发现他们谈此人出售寻人启示特别热衷，而且感觉这个东西是个新作品，老认为好像才发现的感觉这个确实挺奇怪。

江：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朱：我觉得人们认为可能始终有这种现实意义，始终不觉得这个东西挺老了，感觉就是才发现的这个东西，我自己也觉得是这种感觉。所以别人跟我要登的时候我就给了总是不疲惫、不因为那么多就不印了，总想自己的书上还要印刷，自己的报纸上还要印刷，就是这样。

江：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朱：我父亲最早是在检察院的，他从部队转业到检察院，我母亲是在当时的服装厂。

江：你的家庭也是一个挺正统的一个家庭。
朱：对，特别是我父亲后来又到了政法委，他刚刚一到地方的检察院他就当了科长，挺年轻的一个人后来又当委员官职也还可以。

江：你小时候接受的也是比较传统的教育吗？
朱：我觉得是，上幼儿园那时候进去就呆了一个星期，星期天才回家，好像并不太舒服。

江：小学中学也是吗？
朱：小学我还进农村呆过，一到文革了家里也不太好，各方面都受到一些冲击，就送我到老家我爷爷奶奶那里呆了两年，在那种更乡村的地方，在山区跟那些孩子去游泳很好玩，上学的教室里可能这边坐着一年级的那边坐着五年级的，现在好像有的农村还有的，其实没多大变化。当时上学要走很远，可能爷爷奶奶跟着，也是很随便。

江：你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很乖的孩子还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呢？
朱：有点即不乖也不调皮，但是有时候也会有点名堂，有时候上课就跑了。

江：那时候也有一点不太守规矩的行为。
朱：对，也会逃课，偷着抽烟都会。

江：上了大学吗？
朱：上了，上的云南艺术学院。

江：你上学的时候的教育肯定都是很正统的教育。
朱：还可以吧！

江：那你怎么突然就搞了行为了？是出于整个社会的原因还是你个人的原因去做这些？
朱：我觉得在做这个之前我自己没有说把这个看做是行为，我就认为是一个艺术。那之前我也画过油画，我还参加过广州双年展呢！还有在云南美术馆和另外两个朋友做过展览，九二年，三人展还是王林主持的，当初广州双年展回来我始终觉得现在画的那些画挺没劲的，不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有一种想法，因为在海南岛总是看到寻人启示，别的地方也有寻人启示，但在海南岛就会特别注意它因为到处帖的都是，海南岛称这边为大陆的，从各个省过去找，到处贴，他的姑娘或是他的儿子到海南岛后不知道在哪儿，他的父母在某某宾馆住，在某某房间希望你能够来见，前前后后都是这种东西，就感觉特别受冲击，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这种状况，我自己也是不辞而别的，我跟单位没说、跟家里父母也没说，就去海南岛了，去了好长时间我才写了一封信，在海南岛属于消失的这种人，所以对我触动特别大，但是你在海南岛你不可能思考那么多的艺术问题，在八九年返回昆明的时候，九零年我就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一直在想后来就放不下这个事情，而且这种时代越来越是那种感觉，之后我就用了一些格纸写了一些朱发东生于某年某月，从小在哪里上学，父母是什么什么，写这样一些东西，最后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行不够，只有就是做寻人启示，朱发东某年某月走失了什么的，就画这些东西，那时就觉得这些东西弄出去会怎么样呢，别人会不会认为朱发东疯了还是怎样，就这样在那里考虑那个问题，思考了好久，觉得不对劲，这就是一个艺术的，我认为它是艺术，而且必须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然后我想了很长时间最后认定了，就开始做，就在杂志上登的广告版，当时那些字打的特别难看，就把那些字裁下来粘，一条一条的粘好再用这个去复印，复印到无数回就开始张贴，一张贴马上就反响特别大，比如云南市报这种官方的记者马上就来了访问，其实你总是低估了别人的种种感受、想象力和承受力，这个东西很快就出现在湖南当代艺术上还有评论，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需要自我来肯定才做出来。做完之后九三年在云南，美术方面我就觉得没什么事可做了，再在昆明做也就这样了，当时也没想到这些，就骑了一个除了铃铛不响以外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到北京。有人说做“寻人启示”的那个人什么什么，各种的议论，接着我就想到“此人出售”了，我觉得下一步我该做什么，如果一个人出现在街上再出售自己会是什么感觉呢，几乎就是很自然地就想到这个了，之后就到处去弄，买了一件衣服十多块钱，然后用帆布写了一些字弄好了，刚好中国美术馆中国第二界油画展展出我那个“寻人启示”那个填写的字，九四年那个展览当时都是一些大的油画家，我入选了之后来了北京，当时就想了就做了那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