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中，管郁达先生简称“管”，杨述先生简称“杨” ）

管：画出来会变成一种习惯，更多的是一种计划。

杨：真正的应该是一种包容的状态。

管：是涂写的过程。

杨：其实所有的孩子都有涂写的冲动。

管：涂写的冲动每个人都有，是一种破坏的欲望。艺术中的涂写和涂鸦也是一样。如果把涂鸦和涂写拿到学院去学习，就把原始的涂鸦合法化。很多现代艺术和绘画看的都是结果，被展览的结果、被评价的结果、被收藏的结果、被发表的结果、被消费的结果，这个过程中的观众和评论家都试图去理解和解释绘画的过程。

你再具体描述一下你绘画和涂写的过程。

杨：这种过程包括了你说的所有方面，人做一件事应该会想到所有的结果，想到自己的作品有针对性。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你影响的深浅，过程是艺术家按自己的方式做事。

管：黄国坪满街的涂鸦做试图改变整个社区的视角。昨天，我们看了王南溟有针对性的涂鸦展览，它告诉大家哪种涂鸦是对的，哪种是错的，与涂鸦有关的艺术行为本质上是抵抗者、不同的见证者，还有与体制潜意识的对抗，在合理的情景中保留了一个气质，让这种秩序有所改变、看起来不完美。涂鸦是不能教授的、这是一种特别的绘画方式。

杨：创作的状态应该是时而体制，时而出格。做一些强烈的东西，很多时候要游离在这两种状态之中，艺术家应该是多样的而不是二元的。

管：理论上，你的观点我同意，你教的课程和美院的体制有关。你教育大家追求完美，追求效果果的视角训练，而你在自身创作中对教授的那一套东西是心存敌意的、格格不入的。你如何协调自己二元和多元的角色？

杨：很多人都在这样的生活。美院教书早期分得开些，后来和创作联系的比较紧。我教创作的经验比较多，纯技术的经验比较少。

管：但事实上，学生里风格像你的几乎没有，有像庞茂琨的、钟飙的。

杨：对，市场的力量太大了。学生对绘画的理解没有现场感，知性也是平面的，从网络上下载资料。

管：你的生存动机是不是正道的？除了你说到荷兰的经历。

杨：这与我的学习过程有关，而与学院的那套没关系。我读附中时喜欢从画册《平山郁夫》上学不一样的东西，我总想体验一种不一样。这就是原始的动力。

管：你去荷兰前的作品还是呈现出矛盾。

杨：去荷兰前的作品有组织、秩序，后来的作品非理性的成分就多了

管：这种成分不论是涂写的方式，还是学院派的方式，从视觉心理上看，一幅画在呈现之前和开始呈现时，作者内心是有预谋的。

杨：对，用的材料都是熟悉的。有预设是肯定的，在做的过程中我是有意识的去保持那种完全没有理性的状态，画面全部都安排好是不可能的，但意图是有的。

管：那创作过程中你会放纵自己？

杨：是有意识的放纵。

管：有意识的去创作，也是有理性的。

杨：要控制情绪的，太完整不好，要有意识的去保留一些陌生的、糙的、不正的东西，而这些用构图是无法完成的，是偶然的。

管：理性的、非理性的也好，意识也好、非意识也好，是先有一个正题，才反证。这是西方艺术思维的习惯，弗洛伊德就讲，“潜意识就是不能被意识到的意识”这是否定之否定。这是用正题来理解反题。画不论好坏，首先是意识的问题，意识中采用的策略是破坏性的策略，是破坏性的意识，要让它出现意外。这种意外被破坏到某种程度后，画面就在把握之中了。这种把握不是有效性的。例如：杯子装水是正常的，杯子倒了还往里面加水是不合理的。要把它扶起来，再往里面加水。
你这类的艺术家会被人视为无法讨论的，这种无法讨论是把涂写性、涂鸦中的理性对立，陷入二元的方式。

杨：形象的叙述是很麻烦的，比如：解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条线是什么意思，画要让人看懂，而我写的字是没有意思的，是捡来的纸片薄，中英文都有。这张有政治意味，那张就是一个包装盒子，有一些画面有宗教冲突存在的联想，是从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还有像黎巴嫩战争的新闻报道中来的，是有指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