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7日，汪建伟的个展“黄灯”系列已经进行到了其四个章节中的第三章，然而这四个章节有没有脉络上的联系？我们记者对他做了一个专访。汪建伟通过对“关系”的辩证，把我们带进他作品表达的语境，他试图展现一个不给予“定义”而真理恰恰蕴含其中的思维世界，让唯一性丧失，中间状态成为可能，在确定的“不确定性”态度下，隐藏着永久二元对立而我们寄居其中的意识与空间。他认为真正的“黄灯共同体”是作为一种姿态，可以跟社会的任何经验和知识连接。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汪建伟表示：当代艺术应该第二次革命。

记者：您的个展《黄灯》开幕式上我向你提了一个问题，本次展览的四个章节有没有脉络上的关系。

汪建伟：刚才你谈到一个问题，四个章节之间有无内在关系？我马上就反问你：这个世界一定要有一个内在关系吗？

记者：但你一直在强调“关系”，而且你很擅长利用“关系”。

汪建伟：这就是误解。我所觉得这个世界的内在关系只是相对的，对你而言可能你不认为有这样一个关系，或者你会去破坏这个关系。很多人问我在剧场中为什么使用经典、使用历史，其实这就是“关系”。剧场是一个“关系”的概念，如果你承认关系的话，只有一种时间状态下你能认为有“关系”存在吗？

记者：你提到过剧场是一个多种“关系”到达的地方。

汪建伟：这种感觉挺好。但有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就会出现，如果你只使用了自己一种独特的知识，那它只能抽取“关系”中的一部分。比如说，2004年我做多媒体戏剧《仪式》的时候，四天分别邀请了不同的人去观看，最后一天去的更多的是作家、小说家(或)及其他领域的。他们大多在跟我谈戏剧的语言部分，而对舞台上所有的视觉、视频几乎完全忽略掉了。当时我也邀请林兆华、孟京辉去观看了，他们要么沉默，要么谈效果怎么构建，多媒体应该如何运用。那时多媒体才刚开始进入剧场，我就提出了由多种关系达成的“关系”这个问题。现在你们会发现，艺术圈有的人还在这样看问题。作品中出现一个古代人物或者是古代的符号，他便会认为你是古典的，其实没有一个跟今天的时间无关，否则今天又如何判断？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记者：你切入的视点有和别人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之前的《观礼台》作品，别人注重的是建筑的外观和设计等，而你注重的却是登上观礼台的人的身份等社会化关系问题。

汪建伟：对，因为建筑本身是一个社会化的产物，它不能只用我们说的审美来判断。

记者：从你的作品中，我们感觉不到悲剧性或趣味性的东西，甚至会让人在现场不知所措。

汪建伟：任何明确性的东西是我一直在回避的。

记者：为什么呢？

汪建伟：这是我的政治态度，我对“明确”表示怀疑。我觉得，我们所谓的扮演各种身份来跟社会连接，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连接。对每一个人来讲，应该有一个最直接的连接。艺术家就要直接运用自我认为的政治来连接。我感受最切身的东西就是：这个社会让我走到哪都必须说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说不清楚不行，就像被审问的犯人一样。我直接的反抗就是对这种东西的不承认，因为我不认为这个世界有一个可以说清楚的事情，你说得清楚只是按照你的逻辑在认为。比如你认为社会要健康，那就定了一个健康标准，而我认为我最健康，当你不同意时，我就要反抗你认为的规则，这就是我的政治态度。

记者：这是否跟你强调的“不确定性”有关系？

汪建伟：“不确定性”就是政治态度。政治和经济在今天的勾结，就是要让人把事情说清楚。政治不能说不确定，因为政治不确定就要垮台。经济上也要有一个宏观的调控和目标，今年打算收入多少，明年收入多少，它们两个“狼狈为奸”，就变成了今天的新资本主义、新意识形态。今天，当代艺术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要承担起坚持“不确定性”。

记者：《黄灯》似乎将这种“不确定性”更加明显了？

汪建伟：我一直都在坚持。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允许做的时候你就不去做，不准许的时候你也许会反抗，实际上这都是很明确的事情。敌人就是在这个拳击台上通过红绿灯架构出来的，而我们根本就没有生活在这样一个拳击台上，除非你认为自己是受雇佣在表演斗争。

记者：剧场中的篮球场和拳击台是不是有相同的道理？

汪建伟：篮球场、拳击台以及政治、秩序、日常生活等等之间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的，是无法完全分开的。就象展场中已经进入球网中的一个个篮球，它们相互连接着放在那儿。

记者：能否再从“关系”和“不确定性”综合分析《黄灯》观念和想法？

汪建伟：其实《黄灯》是这样。它不光是具有“不确定性”，《黄灯》还有一个很确定性的因素，那就是它的“不确定”，这是一个态度。

“黄灯”状态有几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不确定性”是它最基本的；第二，风险状态。风险状态可能是危险的，也可能是不危险的。在这个作品里，你已经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建筑结构，可以说整个空间的构成方式，它就是一个“黄灯”状态。1.9米的限高，人其实是可以通过的，但似乎同时又要自我怀疑，它处于两者之间，你可以不加思考的就去通过，或者你完全确信不能正常通过，前一种属于“绿灯”，后一种属于“红灯”，你会在遇到“红、绿灯”之间的瞬间去判断你能否正常通过。这个世界的确没有那么简单，能通过和不能通过仅仅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我们既然在理论上早就认为二元对立的世界已毫无意义，我们做事的时候为什么还要以这样的方式作为我们行为的起点和结果来判断？我认为真正的危险其实是你认为它是安全的。如果一个完全的危险，你根本不会动，你会觉得它只能存在于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所以真正安全的实际上是你对它的不安全是未知的，真正的危险也来自于你不认为它有危险，这也是“黄灯”状态的一个层面。

在展览开幕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曾经说过，“黄灯”状态只是我对我身处的这个社会做了一个准确的描述，我不认为是真实的描述。因为真实涉及到每个人的想象不同，准确就是“我”是这么认为，我不认为这个世界是简单的，只存在可以让你走，可以让你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