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在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上讲话

陈丹青：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一点机心没有，半点客套全无，这是我读陈丹青文字的感觉，有啥说啥，不藏着不掖着，让人舒坦，或许有时观点不鲜明，但至少词锋犀利；词锋或许有时不犀利，但至少快意。读着读着，有时甚至会“哗”地笑起来，仿佛初夏的杨树，被风胳肢了一下，释放出“哗啦哗啦”的笑声。

曾在中关村图书城见到陈丹青先生签售图书，一脸的严肃，觉得他名字起错了，应该叫陈愤青——直面中国某些弊端，他会愤怒得像一片小个头的海，动不动就波涛拍岸，但大多时候，他浪花的小拳头，会被岸和沙滩给合伙没收了，他只能愤青给自己看。但我又能感觉出这位“阿拉上海人”内心的灼热，仿佛包着一团火，总要冒出来才行，或许陈丹青是那种镁条吧，燃点很低，但这恰是他的敏感与可爱之处。我甚至想说，他的心里藏着的哪是火呀，分明是他对一个国家的无奈与灼热——这么写，丹青先生要反对，他见招拆招，刀枪不入，软硬不吃，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戴一顶爱国主义的帽子，实话实说，他对这个国度的热爱，绝不是一般的“愤青”能比的。就是做这篇访谈的时候，在我心里，陈丹青这3个字也是矛盾的代名词，感觉他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他既有海水一样的辽阔、芜杂、咸涩；也有火焰一样的光芒、温暖、绚烂。或许，这个敢说敢想敢做的上海男人，这个怀揣40美元与艺术女神私奔纽约的中国书生，这个不愿意被各“表格”所羁绊的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本身就是水与火的矛盾结合体——“老知青、盲流画家和风雪中的风尘女子”——他的这句自嘲，或许还不足以说明他是一个怎样的矛盾体。

“起床后就想今天要做哪件事”

大卫：80年代，你怎么会想到去纽约？

陈丹青：因为我祖籍广东，我有很多亲戚在旧金山和纽约。还有一个原因，我毕业了留校做老师了，我还是觉得我得去取真经，我没大规模见过西方大师的原作，我得去看，这样我才能提高，否则我想再继续进步下去很困难。因为我学的是油画，是西方来的东西。第一代像徐悲鸿、刘海粟，第二代像留苏的那些人，都去过欧洲，去过苏联。我们是本土成长的一代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眼界非常匮乏，所以一有可能，我就觉得我得出去看看，就这样很单纯的一个念头就走了。

大卫：在一篇访谈里，你谈到，去国之际，有很多朋友给你送行？

陈丹青：我出国时大家摆酒席送行，有哥儿们站起来祝酒：丹青，你出去了！要做李政道、杨振宁，要做贝聿铭……我心下吃惊：原来是这思路？！

大卫：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陈丹青：我喜欢漫游，有点像催眠状况下的漫游，完全没有思想，只有视觉，只有所有的毛孔都张开了在感受。我在布达拉宫的时候是这样，我在纽约一个又一个美术馆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很容易进入这种状况。

大卫：你当初怀揣40美元，直赴美国，你怎样看待现在年轻人出国？

陈丹青：没看法。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应该在国际间自由出入。中国自80年代开放出国，标志中国摆脱了封闭国家的行列。

大卫：有不少青年朋友视你为偶像，那你的偶像是哪一位？

陈丹青：被人视为“偶像”，既危险又可笑。但年轻人总会找个什么家伙“偶像”一下子，我年轻时也一样，而且不止一个。年轻人要寻师，要听讲，当然理解的，但不要夸张一个人的作用，更不可看太高。如今一些社会“名流”给弄得不成个人样，包括我，便是这样子给弄坏掉的。我每讲演，年轻人就上来要签名，要拍照，我只好三陪小姐似地陪着耍，不然伤了年轻人的自尊心。现在容我说句狠话：真有出息的青年，不做这类事。

大卫：那……年轻人怎样才能“学好”？

陈丹青：要学好，顶管用的办法，一是老老实实读好书，一是老掉牙的话，就是受得了委屈，吃得起苦。这些话我不愿说，弄得像是爹妈训孩子，但以我亲身的经历，只有这么两条路。

大卫：对中国当代艺术，你形容“又酷又蛮”？

陈丹青：中国式当代艺术如今不仅又酷又蛮，还一脸青春痘。

大卫：说到青春痘，总想到青春，现在的年轻人，你怎样看待他们的青春以及青春才华？

陈丹青：青春不等于才华，但才华得靠青春壮胆。青苗一拨拨蹿上来，总有才华横溢的人。我所以痛恨艺术学院这一套，那是对青春的屠杀。20岁左右就该放手创作，美术史上多数经典是25岁前后的小青年弄出来的。吃掉70年代生人的是80后，而今90后眼瞧着蹿上来，一嘴汗毛，皮嫩肉紧。代际的紧张感是近年趋势，我在校园常遇见20来岁的女孩说：啊呀，我老了。整体看，每一代艺术学生的99%会成为鲁迅所谓的“一盘子绿豆芽”。

大卫：如果再次选择，你希望人生还是这样吗？如果有最幸福的或者最后悔的事也请从实招来。

陈丹青：人生啊、最幸福啊、最后悔啊、再次选择啊，都像是手机短信语言。我不会这样想，不会这样说。我起床后就想今天要做哪件事，然后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