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吴冠中先生去世，在北京幸福中路的一处画室里，袁运甫手握报纸泣不成声。1964年，中央美术学院被合并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袁运甫和吴冠中正式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就在几天前，因肺癌住院的吴冠中还打电话给袁运甫说：“我身体很好，你放心。”

在袁运甫看来，吴冠中是一位单纯的“大师”，甚至有时候还有些孩子气。他对记者讲述起了两人一起共患难的那段岁月。

尊重民俗传统提倡中西结合

1950年，吴冠中从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成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但当时全国美术学院太多，中央于是在1964年决定把中央美术学院并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对美术界形成合力。

当时，国内顶尖级画家几乎全部都来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其中包括张仃、周大年、魏文峰等人，吴冠中在学院和魏文峰共同担任绘画系色彩学教授，袁运甫是该系主任。

作为留法归国艺术家，吴冠中开始在学校倡导画派改革，强调不要一味地学习西方，而是应尊重民俗传统，去寻找自己最喜欢的风格和题材，不要盲目崇拜权威画家而迷失自我。

就在几个月前，当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拜访吴冠中时，他依然动情地阐述中国国画应该具有民族责任感，但光谈国内还不够，还要有更宽阔的视野，画作更是国际遗产，改革就要和时代一起往前走。

“可以说，吴冠中开创了学院‘写生’的局面，他提倡画作要中西结合，到生活里去，不应该跟风。当时学院的经费比较宽裕，只要画家申请去哪写生，学院肯定给予支持，吴冠中当时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江浙一带。”袁运甫说。

在当时的工艺美院，受到院长张仃“兼容并蓄”思想的影响，出现了短期的百花争鸣局面，画家们都不定期地开办个展，互相学习。70年代初，吴冠中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办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个展，当时著名画家吴作人等到场参观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文革期间创立“粪筐画派”

1970年，文革进入白热化阶段，当时的知识分子被要求下乡改造，吴冠中和袁运甫被分配到了河北的李村干校，隶属于1594军。多年后，在公开场合，吴冠中仍笑称与袁运甫是“老战友”。

当时的知识分子进入到军队改造，实际上对知识分子有严重歧视，吴冠中和袁运甫被禁止作画，袁运甫回忆说，“那位极左的团政委”在下乡第一天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来劳动改造的，不是来画画的！”

于是，俩人每天清晨就挑着粪筐假装出去干活，实际上在粪筐内藏上了颜料、画板和小凳子出去写生，差不多有三年多的时间，吴冠中和袁运甫看遍了农村生活的农作，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

这一“壮举”很快传遍了其他村的知青，俩人也因此被称为“粪筐画派”。“现在想想其实当初军队还是很宽松的，他们还是容忍了我们继续画画，这是我们的职业，不让画画了好比让军人没有了枪。” 袁运甫说。

这一状况在林彪坠机身亡后得以改观，俩人身挑粪筐出外作画的故事称为文革记忆。而当时，吴冠中就已经身患严重的疝气和肝炎，一旦干体力活就痛苦万分。

感悟文革经历痛苦流泪

1973，在李村下乡的的文革期间，一只小鸭子莫名其妙地死了，吴冠中因此被人诬陷为“阶级报复”。这件“莫须有”让他受尽了折磨。吴冠中事后回忆：“我要画它，才不会打死它，1973年是我最困难的一年。”

那一年，吴冠中还和袁运甫被派到了石家庄的造纸厂送稻草，两人一起拉着三轮车——吴冠中在前面用绳子拉，袁运甫在后面推，走了整整30里路，到达了石家庄，也因此留下了一段趣事。

俩人完成了任务后，就想着去看一场电影，结果正好播放的是朝鲜的影片《卖花姑娘》，当时两人进去事后已经演了1/3，电影院的所有人都在哭，俩人站在后排也跟着大家一起哭，第一场看完了，又重新买了票看了第二场，还是从头哭到尾。袁运甫说：“影片的经历和我们都太像了，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对我们有很大的共鸣，吴冠中当时正在受迫害，更加的感同身受。”

看完电影后，他们又一起去一个卖大饼的摊上吃了饭，“那是非常好的一顿饭，不是说多好吃多丰富，但是真正的吃饱了。”

“一系列的事件，让他（吴冠中）对文革很反感，所以当文革结束，邓小平提出改革开发之后，他非常高兴，对祖国充满了爱，改革开放后他疯狂地到全国各地去写生，在中国的当代画家中，他肯定是劳动收获最丰富的一个。”袁运甫强调了一句：“我只能用最丰富来形容他，你知道，历史会给他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