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绘制《长江万里图》

悲情的岁月得以在1973年中旬暂时告一段落。在周总理的批示下，王府井的北京饭店需要一副代表性的壁画图，需要国内顶尖画家进行创作，于是袁运甫首先被调回了北京，并接受了周总理、万里、陈毅等人的接见，后来确定该副壁画要长60米高3米，当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万里问袁运甫需要提供什么条件创作时，袁运甫说，我希望有四个人共同完成这幅画卷，而其中的一位提名人就是吴冠中。这一年，吴冠中回归北京。

“黄河画了那么多，长江为什么不能画？”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袁运甫、吴冠中、黄永玉、周大年四人在于万里和郭沫若等人的商议下，决定绘制的主题为长江沿线，定名为《长江万里图》。万里给这个小组提供了1000元的经费，并告诉他们：“时间你们自己掌握，画好了再回来。”这一去就是三个月。

时隔多年，袁运甫仍对吴冠中的刻苦作画记忆犹新。“不管到哪去，吴冠中从来都不抱怨住的不好吃的不好，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他有一个习惯，不画完绝对不吃晚饭。”袁运甫说，曾经有一天在太湖边看到了一群白鹅戏水，画面很漂亮，吴冠中就说他不走了，不画完不吃饭，然而就是这幅画，在他的个展上频繁出现。

在乌镇茅盾故居，吴冠中还坚持住在山上一个大车店里，当时晚上跳蚤、臭虫乱爬，可就是为了能俯视茅盾故居。这一段回忆，在袁运甫的记忆里却很幸福。

坐火车 画坐座位人站着

然而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文化大革命新一轮“批林批孔”的影响下，国内政治风向突变。在四川时，黄永玉就被告知有人想迫害他，于是四人匆忙回京。

就在回京的火车上，吴冠中却把几十斤重的画作放在了座位上，自己站在旁边小心地看着，这一幕仍让袁运甫津津乐道：“对他来讲，第一重要的是画，艺术优于生命，实际上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生活提过要求。”

回到北京后，以王曼田为首的反革命小组要求他们将所有画作上报审查，但审查了几天也没有审查出来结果，仅有黄永玉的一副画鹰的画作，因为一只眼睛睁着一只闭着成为了反革命的口实，其余三人均在学院里被贴满了大字报，生活地战战兢兢。

好在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四人帮”的轰然倒台意味着文革的结束。评判吴冠中那个时期的画作，袁运甫说：“吴冠中那时的作品，很显然带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意识，他的很多作品到体现了对国家未来的担忧，从画作上看，他很喜欢那个时代，但实际上，他更喜欢现代的生活。”

文革结束后，俩人多次相约外出写生，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山水，但吴冠中似乎对江浙一带尤其是苏州格外喜欢，隔不多久就回过去一次。

“吴冠中是我的长辈”

看到报纸上关于吴冠中去世的报道，袁运甫的思维似乎回归到了现实，他说：“吴冠中是我的长辈。”作为吴冠中的老领导，袁运甫进一步解释说，他虽然比我大十几岁，但他这个人很坦率、说话很真，看不起唯利是图的人，把画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他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袁运甫回忆起一件有趣的小事。文革后，吴冠中第一次去法国，看望赵无极、朱德群等一帮老朋友，自己穿的很寒酸，身体也不是很好。朱德群问他：“我看你物质生活上享受很一般，你是不是缺钱啊？” 吴冠中回答：“我不缺钱。” 朱德群又说：“你要缺钱我给你！”吴冠中说：“你给我钱我怎么花啊？我没用啊。”

结果在双方的争执下，朱德群还是瞒着吴冠中把一些钱放到了吴冠中的鞋垫下面，让他带回了中国。到去世时，吴冠中的画已经身价千万，但自己仍住在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其中一间就是他的画室。

其间，很多地产开发商都表示要送他一套房子，其中还有一位开发商得知他有四合院情结，还主动提出把楼房的顶层给他盖成四合院，但都被他谢绝了。他的理由很简单：“在这里我住的久了，不想动。”

就是在去年，凤凰卫视还想给吴冠中颁布一个终身成就奖，但被吴冠中坚决回绝了。他说：“我都90岁的人了，这样的奖多给年轻人，这对他们是影响终身的，来日方长。我都要见阎王了，还得奖没这个必要。再说了，要颁奖的时候，上台我讲什么啊？”（特约记者 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