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叶文夫，1951年生于上海，慈溪市人。1990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人物画高研班，受业于刘国辉教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美术家协会理事，宁波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画院特聘教师，省文史馆馆员。作品入选全国第六、七、八、九、十届美展，获浙江省群星美展金奖、浙江省第十一届美展银奖、中国画艺委会首届学术邀请展“国画家”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铜奖等。

8月31日—9月10日，由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慈溪市人民政府和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坚守·回望——叶文夫中国画展”在宁波美术馆展出。之后，画展还将在浙江美术馆展出。

记者：叶老师，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画展的情况吧。

叶文夫：这次展出的60几件作品主要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中国美院人物画高研班学习之后的一系列探索性的作品。有三个部分：一些是当代的题材，主要是自己想画的形式和绘画的切入点吻合的尝试，其中有我曾经画过的“筑路工”系列、“苞谷”系列。大多数是以我去四川大凉山所认识的彝族人生活场景、风土人情、人文特征，与我自己心中的情感相结合，创作上采用纯粹的水墨语言，强化色彩的表现力。还有一部分是小品画，大多是生活中的一些感触、感悟，或者是某一时段的刹那心境，强调诗的意境，也是纯粹意义的传统水墨与当代意识的结合。

记者：您的创作以人物画为主，为什么当时定位于人物画？

叶文夫：其实，我不仅画人物，也画花卉、山水等。作为画家来说，只是借用某些载体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包括对大自然的认识，而一花一草一山一水都是有灵性的，都可以被赋予人的情感。王尔德说：正是艺术，让田野上所有的花朵充满尊贵。其中我的一幅叫《峙山朝雨》的小品画，就来自于某个雨天早晨，在去单位经常路过的一条路上，我忽然看到一片远山，像是米芾的《潇湘烟雨图》，我忍不住伫立凝望，享受与自然与古人的对话。虽然我后来创作的小品画表现方式与古人不尽相同，但是千古以来，一些意境是相通的。尽管有人说，相比较山水画、花鸟画的抒情写意，人物画直接地以人物为对象更加能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对人生命的关爱。我认为这并不绝对。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成长环境中唯一能看到的书大概就是小人书，我记得当时的《少年文艺》上也有一些老浙派的人物画家的作品，我从小就经常临摹他们的画，受此影响，不自觉地开始了人物画的创作。

记者：我知道《晚福图》是您的成名之作，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画中的人物几乎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原型。那是一种怎样的创作条件和状态呢？

叶文夫：确实如此，画中的人物就是我曾经生活劳动过的农村。那些村庄里的老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我曾经在17岁那年作为知青下乡插队回到故乡慈溪鸣鹤公社岙口大队，上山砍柴，下湖筑塘，还当过电影放映员等，对于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尽管在创作的时候我已经招工进了银行，但人很奇怪，往往身处其中的生活环境你不觉得怎样，一旦离开反而格外怀念，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牵挂，觉得那些普通的场景和人物很美。我有时还会去曾经生活过的村庄走走看看。

创作这幅作品源于我偶然看到的民政局办的一个敬老院里的景象，老人们正兴奋地围着一台电视机聊天，时间大概是在1983年，当时电视可是个新鲜事物。我忽然想到通过这一主题把群像给串起来。因为工作我不可能脱产两个月时间专门搞创作，自然想到了画村庄里那些熟悉的老人们。

记者：说到人物画，大家很容易想到“浙派人物画”，它是很注重传统笔墨的。您如何评价“浙派人物画”和“新浙派人物画”？

叶文夫：为什么称之为“浙派人物画”？这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一些艺术批评家梳理归纳出来的，在艺术上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一个人物画家群体。总的说来：重视传统、讲求笔墨、倡扬格调等。他们在精神的拓展、观念的更新、空间结构的重塑、笔墨的突破方面确实有很多的贡献。

然而，现在整个美术界更加多元，大家也不再局限于某个流派，而是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个体创作，是什么流派或者新旧与否并不重要。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强调或者拘泥于什么流派，具体流派的标定应该是留给历史。艺术家不应该为了形成什么流派而创作，也不是自己标榜是什么流派就一定能够被认可。我们也不需要去追根究底新旧“浙派人物画”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也许应该留给批评家。

我始终相信，古今中外，世界上的画只分为两种，好的和坏的。

记者：从传统到现代，从写实到写意，运用中国传统笔墨去画现代人物的突破点在哪儿呢？

叶文夫：我原来采用的就是纯粹的“浙派人物画”的创作语言。开始改变是在1992年中国美院人物画高研班学习之后，需要强调的是，刘国辉老师主持开办的这个班本身就是充满探索性的，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家发现，原来擅长表现熟悉的农村题材和生活场景迅速地消亡了，尤其苏浙一带的乡镇企业发展很快，社会变迁更为巨大。这引起了大家的思考，怎样创作些新的题材和作品？

我自己的转变起因很有意思。一次我偶然看到照相馆里废弃的一些照片，是当时农村的婚纱照，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城镇大家开始对美的追求，但审美的眼光还不高，可是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很真实，画面充满幽默感，我很想把它画出来，可是用传统的“浙派人物画”很难表达婚纱和西装，正像有人开玩笑说传统画法人物只能穿长袍。现实环境的改变促使笔墨改革调整。于是，我第一个作品《大中华胜景》诞生了！取名来自民国时期的木板年画，历史差给人很好玩的感觉。之后，我又创作了《江南风光好》，取自《书剑恩仇录》，画的是清明前后到杭州西湖边寺院烧香的老人，蓝衣黄包，很亮丽的景观，因为这时城市中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老人旅行团。

这几张全新尝试的作品还拿到北京展览，反响很大。评论家说是“开启视觉的新通道”，对我来说，则是找到了一个切入口，为自己一些新的想法，尽管当时个人的艺术语言还难免粗糙，但我从此沿着自己的这种切入口不断拓展深入，形式上更加合理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