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已不吸引我久留”
在回忆1948年2月26日坐上去法国的老客船“安德烈·勒篷”号(AndreLebon)离开中国的情形时，赵无极说：“我的老师林风眠1913年曾乘此船赴法，1924年回国。”这样一个简单陈述，其实点明了一个长久的传统：赵无极和吴冠中这一代艺术家是沿着林风眠为代表的前辈艺术家的足迹(当然这个传统还可以追溯到更远)去法国留学的。
中国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可以追溯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20世纪初年在欧洲的留学，“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及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仍然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的领导工作。”1925年圣诞节后，林风眠携法国妻子阿丽丝·华丹回国(中途在新加坡同船东返的还有徐悲鸿，历史的误会和个人的性格局限让这两个有着相似旅欧经历的美术大家的恩怨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成为一个公案)，1926年受邀担任北京国立美术学院校长;1928年又受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改名为国立杭州艺专)并担任校长，这所学校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和艺术史的传奇与学术重镇。
林风眠邀集了林文铮、吴大羽、李金发、蔡威廉(蔡元培之女，后与林文铮结婚)等留法艺术精英，当然还有潘天寿这样的国画画家，试图共襄“调和中西艺术”的盛举。赵无极多年以后还记得，当时“最时髦的事就是看外国杂志《时代》、《时尚》，我就是在这些杂志上看到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的作品的”，“我的老师林风眠就给我们讲印象派，而且为其辩护。”
“朱德群影响了我的终生。”吴冠中1934年从无锡师范初师以第二名成绩考入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的电机科，这本来是当时就业前景光明的专业，但在当时全省的大中学生暑期军训中意外结识朱德群，受其影响而毅然决然地考入杭州艺专，跟着这位“小先生”一起加班画国画(当时潘天寿负责国画教学，但这一课程在这所明显欧化的学校里不被足够重视);即使在学校因躲避战乱而四处流徙时，吴冠中也在朱德群的鼓励下坚持了下来，并将精力转而集中于西画。
杭州艺专的第一外语就是法语。有一天，赵无极将几乎所有艺专学子对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的向往公开提出来了，他问林风眠校长：“您看我们能不能到巴黎去做画家，以艺术养活自己?”林风眠对巴黎学艺的甘苦比这些年轻人更有发言权，他只是善意地提醒：“你在做梦!那里的画家多如过江之鲫。”
为了圆自己的巴黎梦，吴冠中将毕业后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助教的全部空余时间，都用于去邻近的中央大学“听大学里高、低各班法文”，还请戏剧家焦菊隐先生和附近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辅导自己的法语。
终于，能够坐上美国油轮“海眼”号去法国了，途经意大利的拿波里换乘火车时，吴冠中和一同中榜的王熙民“生平第一次乘坐出租车”，去圣·马利教堂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到巴黎后换过几次旅店，后来在大学城的比利时馆住下，“中国呢?没有馆，据说当年建馆经费被贪污了，因此中国留学生只好分散着寄人篱下。”
“如饥似渴，头几天便跑遍巴黎的博物馆。我们美术学院的学生凭学生证免票。随时过一座桥，便进卢浮宫。”进入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吴冠中争分夺秒地将杭州艺专的留法教授或画册中提到的或经典或新潮的画派、作品了解了个遍。时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油画系教授苏弗尔皮(J.M.Souverbie)对吴冠中影响最大，“他启发了我对西方艺术品位、造型结构、色彩的力度等等学艺途中最基本的认识”，而且他后来还鼓励吴冠中回国并“主张上溯到十七世纪以前的传统”。
求学巴黎期间，吴冠中也曾常去私立的“大茅屋”美术学校画素描，这是前辈如常玉、同辈如熊秉明(他与第一任妻子就是在那里相识的)、朱德群等都经常去的地方。闲时，吴冠中也和同学去帮潘玉良提水，“我劝她是否可考虑回国教书，她说徐悲鸿在世她不会回去，她同徐曾在中央大学同事，历来观点对立，矛盾大”，“接着五七年反右，决定了她魂断巴黎的归宿。”
抱着幻想热切地回国后，受历次政治运动牵累，吴冠中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艺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学系。最初，还能把从巴黎带回来的三铁箱画册“每次上课给同学们看一二本”，后来历经各次政治运动的批判，像熊秉明形容的那样，吴冠中“历经了快快活活地画，到拘拘谨谨地画，到战战兢兢地画，到偷着画，到不能画，不配画各个阶段”，“作为艺术家，他被埋葬了三年(三年间，他不能接触画布和画笔)。不知道什么时候(实为1975年——笔者注)，戒律略放松了，星期天可以去借了农家的粪筐来充当画架，又开始作画。”
直到1978年3月，吴冠中才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办“吴冠中作品展”这一“回国后首次个展”。
“我在黄土地上、原始森林中封闭了三十年，重见高楼大厦，现代生活，感到节奏频率的加速。”1981年冬，吴冠中率领詹建俊、刘焕章访问西非三国，才重新第一次走出国门。返程经过巴黎，第一次重回留学之城，因为当年的老同学董宁川是驻法使馆的文化参赞，吴冠中才获准破例住到朱德群的私人寓所——他们上一次见面是1947年，“我们谈四十年来彼此的路，路崎岖，路曲折，甘苦有异同，而艺术中的探索异曲同工，看了作品，毋须解释，正如我们讲的是母语，不用翻译。”
1989年3月至4月，吴冠中应日本西武百货店社长山崎光雄的邀请，携老伴儿赴巴黎写生一个月。这一次“只通知了德群和秉明，不与外界及使馆联系，一心一意，全神贯注追捕既是故乡又属异邦的巴黎，要解开我的巴黎情结”，不过“在巴黎找出租车与北京一样不方便”。留学时在蒙马特常见的街头卖艺现象仍然存在，于是，同情与感慨交集：“鬻画为生古今中外本质一致，只是当代愈来愈重视经济收益与经营方式，从巴黎和纽约的许多现代画廊出售的作品中去揣度时式和风尚吧，风尚时时变，苦煞未成名的卖艺人。”
临别前重回母校，当年教室楼下的小院落里的青年学子根本不知道昔日大名鼎鼎的苏弗尔皮教授是何许人也……
1993年，“走向世界的中国画家——吴冠中油画水墨速写展”在巴黎赛钮奇东方艺术博物馆开幕，吴冠中被巴黎市长授予“巴黎市金勋章”。这一次，小孙孙在卢浮宫中已经能听懂英语的馆藏介绍了。回国的航班上，吴冠中又感慨多多：“八十年代曾两次乘飞机离巴黎返国，均怀着说不尽的感触与企望;这次飞离灯火辉煌的巴黎，却感到飞回明日更辉煌的祖国。”
再以后，“巴黎已不吸引我久留。”2002年，吴冠中获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通讯院士，“通讯院士只授予外国人，法国人则为院士，朱德群和赵无极均已为院士，我们都是杭州艺专的学生，林风眠校长有知，当感慨深深。”
“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
1977年10月19日，在中学同学、同乡叶剑英以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亲自关照下，林风眠终于拿到了赴巴西探望分隔多年的夫人、女儿以及随后定居香港直至终老于此的护照。
临行前，林风眠开始散画，“书画界的许多朋友，不只是在上海的，连外地的朋友都送了一张小画，以示告别。”
吴冠中也收到了老人用挂号信寄来的一幅画，“我哆嗦着打开了画，画的依旧是芦塘和归雁，不过是青蓝色调了。”吴冠中立即回赠了四句诗：“捧读画图湿泪花，青蓝盈幅难安家。浮萍苇叶经霜打，失途归雁去复还”，希望老人能在临行前收到。
移居香港后，林风眠先生开始了深居简出的生活。他有一位一开始并不懂画的“秘书”吴棣榕，吴总是问大师一些“幼稚得近似可笑的”问题。
吴问：“关良画得好吗?”
林答：“关良的作品越小越好，像明信片那么大更好，很有意思。”
吴问：“张大千很厉害吗?”
林又答：“张大千太累了，许多人都跟他吃饭，他要养活许多人。他的画艺术成就很高，还是可以突破的，有潜力。可惜他的应酬太多，我不要像他那样累。”
而问到对自己的自我评价，林风眠只是告诉吴棣榕：“我能取得这样地位，当时主要是人才少，时代给了我机会。”
在林风眠晚年，杭州艺专的那些优秀毕业生也不时来拜访这位当年的老校长。
据说，赵无极有一次来香港拜访林风眠，他苦恼的是“我怎样再画下去?”林风眠径直告诉他：“太抽象，回到东方。”
而吴冠中有一次去拜望林风眠，老师对他的提醒是：“画家的画变钱变得太快了，也太多了，没有意思。”
像自己的老师一样，吴冠中晚年也大规模地散画(当然，这也受超越国界的艺术观影响)。
2010年6月25日23点57分，吴冠中撇下相伴六十余年的妻子朱碧琴，一个人去远行。也许，在天堂，他会和林风眠、潘天寿、吴大羽等当年杭州艺专的恩师们再次重逢。
也许，遇到吴大羽先生时，师生二人会会心一笑，会再度忆起大羽师1940年代初给庄华岳同学的纪念册题辞：
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