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敢于在这个时代乐观”

艺术家艾未未曾评价刘小东的作品“呈现出一个国家的伤口和一个艺术家的无言的立场”。 刘小东的好朋友、作家阿城则有一个更有趣的说法：“人有一个快感中心和一个痛感中心，直接刺激快感中心而获得愉悦的，我们说它媚俗;通过刺激痛感中心使人们获得快感的，我们说它牛逼、深刻。刘小东的作品里从来没有媚俗，都是走‘痛’的路子的。”

刘小东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90年的首次个展掀起了“新生代”艺术序幕。多年来他坚持直面现实，“只画自己看见的东西”，在大玩观念、后现代、政治波普和强调自我表达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属于少数坚持写实主义的“异类”。

这些年来，他画过三峡库区的移民、曼谷的妓女、台海两岸驻军士兵、波士顿的高中生、哈瓦那公寓里的古巴家庭⋯⋯他惯常将目光对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着力表现他们在大时代中的生活与忍耐。

经历了漫长的坚守和等待，艺术市场也终于对他敞开大门。2006年11月北京保利秋拍，刘小东的《三峡新移民》以 2200万元创全球中国当代艺术拍卖最高纪录。2008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战地写生：新十八罗汉像》以6192.75万港元刷新了这一纪录。几乎同时，他的另一幅作品《温床》在2008年中国嘉德春拍中拍出了5712万元人民币，创下内地油画拍卖最高价。

有人问刘小东出名之后生活有什么变化，答：“唯一的改变是亲戚朋友觉得我很有钱了，出去吃饭都是我埋单，生活成本高了。”

他很难向故乡的亲人朋友们解释，那些拍卖的高价跟艺术家都没有关系，而是经过几轮收藏家换来换去形成的价格。“真正的艺术家拿到手里的就是菜农的价格。一个菜农就收卖菜的钱，至于菜到超市、到饭馆卖多少钱跟他都没关系。”

儿时的伙伴、现在造纸厂的下岗工人们饭桌上说了心里的愿望，希望刘小东把造纸厂买下来，既然他有这么多钱，买一个厂肯定毫无困难。“可我既买不下来，也治理不好一个厂，我什么都做不了。”

他只能像之前一直做的那样，静静看着，记录下想要表达的一切。他说自己不敢言什么艺术家的使命、指责，怕把自己逼到绝境，只希望自己在尚未丧失对于社会的本能感知之前，多做一些。

“我不能简单说自己是乐观还是悲观主义者。没有人敢于在这个时代乐观，不确定的因素太多。我这么有名我的工作室也是不稳定的，天天都面临着房价的上涨和拆迁。今天在这儿，明天可能又搬走了。包括你买个房子，七十年，七十年以后呢?也许还不到七十年你的房子就毁了，或者又拆迁了，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也希望中国人都是那个样子，多美”

还处于刚刚走出创作期的疲惫之中，刘小东常常面对问题丧失了表达的欲望，但是提到这些年来接触的诸多现实，他还是有太多话要讲，“我想今天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会抱着十年的预期，因为我们眼见着这些年的变化都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这种对现实的一贯关注与电影领域“第六代”导演颇为相投。

他们差不多都是在上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经历了一场时代变故，因而知道什么都不能相信，只有亲眼见到的才是真的，自此奠定了价值观和世界观。90年代在创作鼎盛期又亲身经历了市场经济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眼看着周围的人们发生了怎样的裂变，包括那些在变革中没有获益只能忍耐的人生。

在美院附中时就与王小帅、路学长等人是同学的刘小东，最早便是中国独立电影的发起者和参与者。

1992年他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画家喻红出演了王小帅的首部电影《冬春的日子》，这部影片被BBC评为电影诞生以来的一百部佳片之一，也是惟一入选的中国影片。同年，他担任张元电影《北京杂种》的美术指导；1995年他的画作《儿子》取材于张元的同名电影；2000年他的另一画作《自古英雄出少年》取材自王小帅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这次，他又邀请了侯孝贤团队记录《金城小子》的创作历程。

意想不到的，侯孝贤的团队让他生出很多感慨。

“台湾人比我们更单纯、更善意，和他们接触过的金城人都觉得他们太好了。他们就像不存在一样，永远躲在人后拍，不影响别人的生活，也没有大导演的架子。他们可能随便到饭馆里买一瓶小二锅头，就在饭馆和人喝上了，没有任何隔阂。”刘小东很喜欢这次的纪录片团队，“他们不像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心情变得复杂了。我们这个社会，‘文革’的遗留和商业社会两方面的恶结合在一块儿，人心很难平复，愤怒很难平复。”

他以一贯安静平和的口气说：“我们能从他们身上认识到老派中国人真的很优秀。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也希望中国人都是那个样子，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