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士山定情，在六里屯相濡以沫，在草场地拖家带口地生活。荣荣和映里与别的爱人没什么两样，只是曾经的誓言有一张张照片作证据。

一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东京，都喜欢穿黑外套，都是一头长发，搞摄影的荣荣和映里是公认的神仙眷侣。“我们经常为对方不同的文化而惊喜、感叹，这给我们的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作品中的纯净、浪漫，甚至被人用天人合一、地老天荒来形容。

2010年，这对夫妻档合作10年，第一次在美术馆举办了个展。

“有个中国人在找她”

1988年，荣荣考学失败后从照相馆租来海鸥相机，照相馆师傅将光圈、速度等写在烟盒纸上，算是他的入门摄影教程。他拍家里的农村风光，拍妹妹，“被出来的影像完全吸引，决定要走摄影这条路”。

1992年，荣荣花3万“巨款”买来第一部美能达，开始了北漂生活：在中央工艺美院学摄影，在照相馆拍婚纱，也跟着张元剧组拍过剧照。1993年，他住进北京郊区的东村，随后5年对张洹、马六明、朱冥、朱发东、苍鑫等东村前卫艺术家的影像记录，使他成为中国前卫摄影的代表人物。

几乎就在同时，远在东京的映里也陷入了精神危机。1994年，映里进入东京《朝日新闻》任肖像摄影师，做了3年，她辞职开始自由创作。她的《灰色地带》、《1999：东京》系列等作品，和荣荣的作品一样透着彷徨。

1999年，荣荣第一次去日本参加东京立川国际艺术节《爱，中国当代摄影及录影》群展。映里被他在北京废墟上拍摄的《婚纱系列》吸引，“直接到我心里面，一看就理解他要什么”。“映里看照片，把对我作品的理解写在纸上。”荣荣也很欣赏她的照片，“看到她的《1999：东京》系列用舞蹈家身体来表现，看出我们的共同追求，直接到内心。”

在日本的5天，他们每天见面，回国后荣荣开始追映里。“语言不通，我直接打电话，那时电话费很贵的，我房租都交不起还天天打电话给她，至少让她知道有个中国人在找她。”

“他天天打电话、发传真、发E-mail，让我来北京看看他。”映里说。在东京见面9个月后，映里果真来了北京。随后的一个多月，他们去长城、敦煌旅游，那时摄影是他们唯一的语言。“我不会日语，她不会汉语，交流很麻烦。当我们一起面对好的风景时，她很自然地拿相机拍，这个时候我就要回避。而遇到我拍摄风景时，她便不拍。因为我们都是独立的摄影家，我们都不希望重复，所以会比较礼让。”后来他们干脆在风景前合影，交给相机自拍。合作也就由此开始。

他们从各自的孤独中出走，平静地融为一体。“刚开始，我的想法非常强烈，我的人生就是我跟摄影，没有第三个人进来。见他后，看他的作品后，我改变了，马上就能开始和他合作了。这段时间是很幸福的。”映里说。10月回到日本后，她就决定要和荣荣在一起。

2001年春节，荣荣再次到东京办展。“我们定了婚。她提出来的，我高兴坏了。”结婚在日本是大事，几年没回家的映里突然回去说有男朋友了，要结婚，还说是外国人，要一起去北京。父母虽吓了一跳，但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