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是去年十一月，偏居长安街东南角的中国油画院平时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却在那一天拥挤不堪。10年来陈丹青奔走公共言论空间所积蓄的影响力得以体现：现场人满为患，高官、媒体，中国绘画界的当权派、在野者，妈妈推着婴儿车，一个挨着一个，一幅画作一幅画作看过去……看客的“本业”与一个油画家的“本业”终于在此相遇，人们沉浸其中，兀自热闹且喧哗着。

“十年间，实在画得太少了，总量不及纽约一年的工作；写又写得太多，迄今，连篇累牍的字数上百万。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呢？”—在《归国十年》个展前言的初稿中，陈丹青这样写道。

归国十年，画家陈丹青才办了自己的第一次个展，而这十年来的第一本画册也在今年年初推出。

这十年里，尽管陈丹青新书不断，新闻不断，产出的画作却只百余件，作品几乎在展览上绝迹，也没有一本新画集。除了《西藏组画》，很多人说不出陈丹青还画了什么。

此间十年，中国艺术创作环境一变再变，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屡屡创下天价拍卖纪录的当代艺术家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方力钧等人已成为有市场标杆作用的艺术明星。虽然人们鲜有听闻同样负有盛名的陈丹青的作品拍卖消息，但他的《国学研究院》、《西藏组画·牧羊人》于2007年分别拍出1344万元、3584万元的天价—这些告诉我们，他其实早已是一位“千万级画家”。

十年间，陈丹青的画作，多为写生，尤值得一提的是，自1997年，他开始创作写生画册，用画笔精细再现了中外画册中的画面，由此展示“二手现实”。

“我不会想：我要画美术史，然后找出相应的画册；我也不会对着画册一笔笔画，同时想：看哪！这是美术史！但我得承认：当我画第一幅‘书籍静物’时，我已被带入美术史游戏，犹如打牌。每个书架上排列错置的画册已经是一副现成的牌。1997年，我取出这些牌，自己玩起来。”这是2006年陈丹青对自己的画册写生与艺术史关联的阐释。

至于个人的体验，陈丹青说，写作能带来快感—那么，躲进画室，点起一根烟，帘子后面作画的人，他所感受到的，是什么？太多人为此感到好奇。

“偷得半日，立刻关起门来闷头画画，循规而蹈矩。而当闭嘴描画时，我再三庆幸画画比我所能想象的幸福，更幸福。”在陈丹青的诸多述说之中，所谓明确的、扑面而来的幸福，几乎只有画画—

2003年初秋，“非典”过去，带一帮学生去北郊二道沟小村十余日，与知青时代相逢，不免感动自喜：能在画室画人体，多么幸福，能在村子里画农民，尤其幸福啊……

2005年寒假，缩在团结湖教工宿舍，临窗无聊，忽然手痒，画了几幅画册静物。那幅《唐太宗与王原祁》是我头一次“写生”书帖，也是头一次以油画临摹青绿山水，捏着极小的笔，点点戳戳，瞧着半边画面渐渐葱茏起来，一时以为我就是王原祁；而几幅女人体也逐渐放开，不自量力学着委拉斯凯兹……

这样的陈丹青，显然更令一众同仁期待，他们忧惧他的才华被分食，盼着他收心，拾起蒙尘的画笔，没日没夜画下去。《归国十年》的序言中，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感叹栋梁之才不作栋梁之用，是令人遗憾的事。“我相信他在画外的一切涉足与积累日后终会在油画上更加显露出来……我相信唯有油画才能真正成全并证实他的全部才情，我们需要一个油画的陈丹青。”

陈丹青又怎会不知？—“我知道画画不得间断，每幅油画湿淋淋闪烁着，等着画家第二天再来，我知道已经抛掷十年光阴交付电脑与键盘，再不画画，便是对过去四十多年的背弃。”

而就算背弃与归从，都全然无经营之意，十年，我们概括他游离、穿梭、越界，其实真正说起来，都没有那么一本正经，一切都只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就像日出和日落本身，甚至连“成长”这类的词都太有意义，因为他“只不过是在继续老下去”，以一个画家的身份。

正如他说，自己“只是一个画画的”，画画之外，偶有写字、发言，那也是因为“不能画一幅画表达对考试的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