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焦点<<<
照片举证“流水线”作画
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两篇涉案文章，均披露了某画家的“流水线”作画方式。郭庆祥此前曾表示，他所说的“流水线”作画，即画眼的连续10张画眼，画手的连续10张画手，画脚的连续10张画脚……层层“装配”、成批生产，依此类推，犹如流水线一般。他曾花200多万元订购了范曾200张画，拿到第一批画后，发现题材与技法严重雷同，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后来去范曾的画室看，发现范曾把10张宣纸挂在墙上，跟工厂生产线一样，“这哪是画画，分明是在画人民币嘛。”
在郭庆祥提交给法庭的答辩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评论文章中，我想表达的观点是：真正合格的艺术家要把主要精力放到自己的作品创作中，我在文章中描述的在美术创作中的浮躁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在范曾主动跳出来，认为说的就是他自己，更加能说明我在文中所指出的艺术创作乱象是完全有事实依据的。范曾以此把我告上法庭，那么我就可以明确指出范曾就是‘流水线作画’现象的典型代表。这种流水线下来的成批产品，根本就不是艺术创造，而是彻底的‘伪艺术’。这些‘伪艺术品’侵害了包括艺术品收藏者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利益。”
庭审中，被告拿出涉案照片，称其可证明“流水线”作画。其中有贴在墙上的半成品画作，每张作品只有人物的部分特征。针对被告在文章中提及的“画家流水线作业这一观点”，原告代理人李律师当庭反驳说：“这是艺术家独特的创作方式。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作画方式。所谓流水线，是指在工业生产中，把生产分成不同阶段，生产出同一个产品。那画是同一张么？尽管是老子，老子有不同的形态。谁见过老子啊，老子出关当时什么情况啊？那就靠艺术家的创作了。”
郭庆祥除出具了4张范曾“流水作画” 的场面照片外，亦有证人到场质证。大连天兴画廊经理赵刚当天出庭作证。赵刚说：“郭庆祥向范曾购画是在1995年初，当时通过荣宝斋业务经理米景阳订购了范曾画作200幅，字100幅。不想大约1月之后100余幅画作已经装裱完毕，郭庆祥看过之后说怎么内容都很雷同。我们就一起到作画现场去看，范曾在其画室的四面墙壁上挂上数张空白宣纸，然后在每一张纸上先画相同的部分，其后再画另外的部分。我亲眼见过这些画，所以我也认同‘流水作画’这个说法，我们对这种创作方式不赞同。”
范曾的代理人表示，范曾本人从未就流水作画表过态。每个人有各自的创作方法，即使是流水作画，每幅画作都是不同的，画中人物的姿态、意境都不同，并无不妥。
调解未果<<<
一审原告同意调解 三方被告均拒绝
庭审结束后，法官依照程序询问原、被告双方是否同意庭下调解，范曾的代理人表示同意和解。但出人意料的是，所有被告的代理人都明确表示拒绝调解。
随后，记者采访了范曾的代理人，他说：“只愿意跟《文汇报》和谢春彦和解，不与郭庆祥和解。”当记者问及范曾是否存在“流水作画”这一现象时，其代理人表示他是外行，对这一问题无法回答。他同时表示，范曾目前人在国外，虽然一直没有回应这一事件，但自始至终一直高度关注此事的进展，只想等法院判决。
事件回顾<<<
2010年5月26日郭庆祥在《文汇报》争鸣栏目发表署名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表示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没有点名地批评了当前美术界存在的“流水线作画”现象。
郭庆祥在文章中写道：“现在有一位经常在电视、报纸上大谈哲学国学、古典文学、书画艺术的所谓的大红大紫的书画名字，其实也有过度包装之嫌。这位名家其实才能平平，他的中国画人物画，不过是‘连环画的放大’，他画来画去的老子、屈原、谢灵运、苏东坡、钟馗、李时珍等几个古人，都有如复印式的东西。他的人物画虽然是写实的，但其中不少连人体比例、结构都有毛病。他的书法是有书无法，不足为式，装腔作势，颇为俗气。他的诗不但韵律平仄有毛病，而且，在内容上，不少是为了自我吹嘘而故作姿态，不足挂齿。”
“说得不好听的，这位画家的作品就是高级礼品画，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样的作品是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的，没有真正的艺术价值。我认为，这位画家的这些大同小异、毫无艺术个性的礼品画，最多只值数百元，但事实上现在却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一幅。这既有辱艺术，也是对收藏家的不公平，伤了收藏家的心。”
同年6月24日，《文汇报》“争鸣”栏目刊登了著名文艺批评家谢春彦的《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一文，文中有一段这样的表述：“还是以卖得火，吹得火，势得牛的范三官人为例，那种仗势霸气，硬而实软，华而不实，稀缺内养，呆板颟顸的笔致，貌似清雅的俗绿恶青，掺了些墨抑或石绿的冷赭肤色，手与足的结构亦并不合理协调的搭配，哪里还有什么好灵魂在耶！”
2010年9月，范曾一纸诉状将郭庆祥、谢春彦及《文汇报》告上法庭。范曾一方认为，《文汇报》发表的文章主观武断，捕风捉影，随意攀比，不负责任，使用侮辱、诋毁、刻薄的语言、直接攻击原告，要求郭庆祥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500万元，要求谢春彦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万元，并要求《文汇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评论<<<
透过官司的一点思考
□ 弘之
范曾状告郭庆祥案在京开庭，到场采访的媒体之多，公众关注度之高，使这桩案子再度成为舆论聚焦点。有识之士的关切点在于法律能否伸张正义，维护正当的文艺批评氛围，而文艺界及其相关主管部门对此事持何种态度？
郭庆祥一篇未点名道姓的文艺批评惹得范曾“对号入座”，一纸诉状将郭告上法庭，恰恰证明“流水线作业”的现象的确存在。郭文直击文艺领域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体现了可贵的文化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如此振聋发聩的文艺批评有明是非正风气、警策人心之效，正是我们当下所匮乏的。如今高水平的锋利艺评简直是凤毛麟角，而吹捧之风日盛一日，令人肉麻、作呕，“有的艺术批评更是被金钱和利益‘绑架’，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而范曾和他的利益集团在炒作其作品时这种“下三滥”的艺评很是卖力气。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范曾这种一触即跳的霸道习气，与文艺批评的绵软乏力甚或庸俗不堪也不无关系。
在我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一篇文艺批评竟招致一场官司，而恶劣不堪的“伪艺术品”竟充斥于市，愚弄大众，实在是文化艺术乃至整个社会的悲哀。不过，如若这场官司能使是非曲直得以明确，能使见怪不怪的麻木神经得以触痛，那么，对文化正义的伸张，对丑恶现象的抵制，当能起到给力的作用，倒也堪慰人心。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今天的美术界会出现霸道猖狂到说不得的范曾呢？除了他狂妄得自我托大以外，与美术界的麻木、管理机制上的问题亦有相当的关系，以致不负丹青的艺术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误导大众、歪曲审美者反倒肆无忌惮。范曾对其他画家的贬损、辱骂，张狂得已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何以美术界“上头”没有出来主持公道呢？但愿范曾状告郭庆祥一案，多少能唤起整个艺术界的社会担当意识，不再任由某些人误导艺术发展。
“流水线作画”事实如此，理亏的范曾却摆出一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霸道相，此事再次警醒人们，营造一个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当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对于匡正文坛时弊，甄别艺术美丑，繁荣文艺创作，是何等的重要！期待看到更多如郭庆祥一样旗帜鲜明地开展文艺批评的“亮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