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于1982年的油画《春风已苏醒》。他曾被认为是“文革”结束后“伤痕美术”代表作之一，也是何多苓的成名作。作品引起了人们高度共鸣，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

“我觉得他们对于政治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越我的底线了。我从来都不会画那些东西。”

初春的798一扫冬日的冷清，又重新成为时尚男女拍摄山寨写真照的取景基地。画家何多苓就站在一家小画廊的院子里，默默看着一群端着单反、摆出各种怪异姿势的年轻人蹦蹦跳跳地消失在街角。

处在798的热闹之中，何多苓穿着深色的夹克和半旧的牛仔裤，看起来如同一个偶然闯入的游客。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初，何多苓就凭借《春风已经苏醒》在中国油画圈内暴得大名。当时，这幅朴素平实的油画被评论界解读为“描述了中国政治解冻和社会变革的前兆”。

在那之后，何多苓在中国当代艺术圈内逐渐成为了一个异数。他始终没有站在最热闹的中心，也从未曾消失，而他的画依然被瞩目。他就如一个旁观者，看着自己身处的圈子里一切热闹发生、退场。

30年前就被“主流”

“可能是因为我的态度，就不爱凑热闹。”何多苓坐在画廊院子里一边吃着快餐面条一边对记者念叨。一片蚊虫和柳絮在他的头顶盘绕，他也并不在意。“我对生活要求不高。”他笑笑说，“当年知青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

说起这话时，才让人想起他的年龄。这位眼神充满精神的画者，今年已63岁。他经历了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运动和事件。

1979年，他还是一位刚进入四川美院油画系研究生班的学生。“每天上课。我经常去图书馆看看书，有时候看看电影。”何多苓回忆。

文革之后，年轻人用尽一切办法发出声音。他们开始用急切甚至激进的方式表达内心的压抑。“星星美展”算是美术界的一次公开表态。1979年9月27日清晨，23位年轻艺术家将自己的油画和雕塑摆放在中国美术馆门口。那个时候，穿着黑蓝中山装的北京市民对这150幅怪异到无法理解的作品产生了好奇。人们聚集在街头观看这些新奇的画作。很快，这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第二天，北京东城区公安分局以“扰乱群众生活和社会治安”为名没收了所有作品。经过协调，时任中央美院院长刘询答应参展艺术家，可以在10月份“全国文化大会”期间，为展览联系出合适的场地。

但这样粗暴地中断画展依然让年轻的艺术家们无法接受。随后不久，艺术展览变成了一场街头行动。好在文革刚刚结束，虽然高层或民众对“游行”仍有争议，但都容忍了这样激烈的举动。事件还闹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年轻艺术家们后来都安然无恙地各自回家。阿城、艾未未、王克平等等这些由“星星美展”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日后都成了文化界的中坚。

远在四川的何多苓也一直默默关注着这场文化运动。

“我对那些运动很关心，但是从来没打算参与。我觉得离我还是太远。”何多苓对记者回忆。彼时，在遥远的西南，他身边有同学在重庆举办了一个“野草画会”以呼应北京。他也被邀请，拿了自己的习作参加，但是毕竟不成气候。

但变革还是传递到了四川美院。那时候的何多苓和其他同学一样，对自己课上所学习的苏式传统技法开始不满甚至反抗。同时年轻的画者开始反思文革时的残暴，有人画出《武斗》这样主题惨烈、直白的画作。对于生性温和的何多苓，他更想描述的是自己知青插队的那片地方。但当时自己在绘画技巧上一直确定不下来，他拿捏不定该怎么画这幅画。直到他看到了美国画家怀斯的作品，开始确定了自己细致的画法。于是他选了一个异族的年轻女孩、一头安详的牛和一片碧绿的草入画，并为画起了个名字《春风已经苏醒》。

那个时候，何多苓的同学罗中立凭借《父亲》一画已经获得承认。文革中“红光亮”的绘画思想和技巧虽然已经遭到摒弃。但这并没有妨碍指导老师对何多苓发脾气。这个“缺乏中心思想”“没有重要主题”甚至“看不见传统油画笔触”的叛逆之作怎么可以当作毕业作品?没想到，很快，这幅不受待见的作品却被美术界热捧。当它登上《美术》杂志的封面后很快就被解读为“真实的对人性的描绘和对伪现实主义的反叛”，甚至被引申出“否定极左，政治解冻”的寓意。从此，何多苓被归入“伤痕美术”的代表人物。

无奈之下，何多苓还给《美术》杂志写了信，说明自己“就是想画一头牛，一个人和一片草地。只想表达意境。“但是没人愿意听这些。特殊十年之后的这幅画注定要被归纳为一个时代解冻的象征。”何多苓也就不再争辩。

1980年代之后，中国兴起文化热。以北京为中心的年轻艺术家们开始尝试以更直接或者更讨巧的符号来描述当下中国。但已经暴得大名的何多苓仍然留在四川。他还进入了成都画院，成为专业画家。《春风已经苏醒》的立意虽然受到了误解，但何多苓把自己觉得舒服的这种画法保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