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
星尚画报x何多苓
“通过女人，可以把我的技巧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
星：这次展出了你的很多成名作，也展出了2010年以来你的诸多新作，比如“兔子系列”，我们知道，与之前作品相比，这些新作变化很大，比如颜料越来越稀薄，笔触也越来越复杂，能谈谈这其中的变化么？
何：这应该是我在技术上的追求，把颜色调得很稀，很流畅的笔触，像水墨画那样拉开来，在画布上，用笔的各个部位制造效果，我觉得画起来很过瘾。这个方法，谈不上先进，也谈不上落后，但在油画上还是很特殊的方式，我们学到的油画不包括这种技法。
这些新作技法上跟原来喜欢厚重的画法不一样，我觉得这是我在技巧上的一种突破。
星：你曾经说“技巧即思想”，是这样的么？
何：对，这是我正在追求的境界，画下去的每一笔，都应是最后一笔，它表现出我想要表现的东西，表现和效果完全统一，但这不是每次都能达到，而我力求达到。
星：欧阳江河将你的艺术风格或生活方式，归结为一种与传统文明相延续的“士”文化，但纵观你的创作，有很多却是与当今现代主义文学同构的一些题材，比如叶芝的，洛尔迦的等？
何：我觉得很多都是人类共同的经验，比如叶芝、洛尔迦，以及我比较喜欢的几个超现实主义诗人，我所引用的他们的作品，都是跟我的中国经验相符，看上去很远，实际上比较近的，比较内省。我常常引用一些符号，比如最近新作，我引用了拉斐尔前派的画，我用的是他们一些构图或表现形式，但引用过来都成了中国的东西，跟原画没什么关系。“5.12”地震后，我画了一个小孩子，就用了叶芝的诗句作为标题《偷走的孩子》，我就觉得他的诗歌本身与我们的处境十分贴切。
星：我也去过大凉山，我知道那是你非常难忘的一段青春岁月，那里的很多意像都进入了你以后的创作中，比如荒凉的大山、乌鸦、光秃秃的草地等，能否谈及那一段经历对你的影响？
何：大凉山有几个方面，对我获益匪浅，一个是天宽地阔的风土人情，长期生活在盆地中央，我们从成都出去，突然见到大山，走进一小块谷底中，那种气候，那种风土，对我个人的视觉、触觉上造成的惊喜不言而喻，那时我整个处于一种自由状态，没人管，生活很闲散，于是就看了很多书，这种经历对我性格的形成，以及以后走了很多上艺术道路，都有决定的意义。我上世纪八十年的画直接来自那种经验，虽然九十年虽然不是直接来自那种经验，但天人合一的那觉苍茫感觉还在延续，很可能会影响我的一生。
星：还有，你一直居住在成都，你是否认同，在你作品中呈现的一种安静氛围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域文化所赋？
何：这是肯定的，我相信，如果我是上海人或北京人，我的画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但我说的地域文化，是成都人从小都有的东西，是这个盆地带来的，但很奇怪的是，成都人并没一个共同的个性，成都的画家也并没有一个共同的个性，他们的表现方法和个性差异很大，相反，我认为大凉山的生活对我的画画影响更大。但另一方面，成都生活的闲散性，特别适合我的生活习惯，因为我是一个消极的人，而且我把这种消极当成一种享受，也许他最终还是反映在我的画中。
星：弗里达·卡洛的自画像在去年由墨西哥馆带到上海世博会上，大受追捧，我们知道你的《小翟与龙舌兰》也是向她的致敬之作，能谈谈这幅作品的创作经历么？
何：向弗里·达卡洛致敬，主要是从小翟(诗人翟永明)的角度出发的，因为她比我更崇拜弗里达·卡洛，她特别喜欢，特别崇拜。我们2005年去墨西哥，去了卡洛的故居和她的纪念馆，小翟在那里流连忘返，呆了很长时间。回来后，我就想将她的肖像和弗里达·卡洛的一些符号结合在一起，画一幅肖像画，比如龙舌兰，是墨西哥的重要符号，还有一些玩偶，那是墨西哥的民间精灵，装满了很大一间屋子，那是弗里达·卡洛的收藏品，我把这些精灵和龙舌兰都放到小翟的肖像画中，加上小翟经过沧桑的形象，表现她去了墨西哥向弗里达致敬的姿态。
而且还有一点，小翟的个人形象，有点像卡洛，也有点墨西哥的那种感觉，她跟卡洛似乎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所以这张画画出来后，我非常喜欢，我觉得画出了那种气质，画面上，虽然卡洛本人没出现，但是她们的精神肖像一样，当时，我本来想把她的眉毛也都画得连起来，跟弗里达·卡洛的肖像画一模一样，又黑又粗，但后来我想还是算了，这个精神符号还是不要引进来。
星：你曾说过，“通过女人，可以把我的技巧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而画男人则仅仅只是描绘他而已。” 你的作品中，女人是一个重要的题材，你能进一步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内涵么？
何：我画男的，的确画的很少，这次展览本来有一张男的肖像，但没放上去。从肖像角度，客观地说，男女应该都一样，但于我而言，女性作为我的一个主题，她们总是有特别能打动我的东西，尤其是女人内心世界极为丰富，表现她们的可能性也是无穷无尽的，我通过颜料画布画笔，每次都是一个崭新的体验，都一个技术上崭新的挑战，我画女人肖像，我觉得画的都很像的，但朋友一看，都说把她们美化了，实际上她们所说的美好，是指精神上的提高，或者升华。画肖像追求一种形似，更应追求一种神似，但我主观上会不由自主地注入一种气质性的东西，所以我视女性肖像画为一种很高的抽象符号，作为我表现的一种方式，而我也从中得到更大满足，另外技巧上，画女性肖像的难度给我带来的满足。
星：对于你的艺术风格，批评界几乎一致获得了这样的认同：抒情的。我们知道，在90年代以前，文学比如诗歌写作中也盛行这样一种风格。但经过90年代以后，诗歌写作发生了深刻的内省，甚至出现了反抒情的特征。你也有过抒情的危机么？怎么解决的？
何：抒情在前几年的中国当代艺术中，完全是个反义词，甚至是个贬义词。但我个人没考虑过多，我觉得有些东西是避免不了的，比如我气质中就有这个东西，一画就有抒情的因素，我逃避也逃避不了，若我故意画一些反抒情的作品，我也画不出来。但比起早期的抒情，现在我更多的在画面中注入一些邪恶的因素，一些带颓废的东西，我觉得对抒情是一种消解，但结合起来就是更高级的抒情。我觉抒情这个词，跟消极这个词一样，不是贬义词，我只能去丰富它，丰富它的内在涵义，不是滥情啊这些表面的东西，我觉得抒情没错，我觉得年轻人的作品也看出这个倾向，而且中国人是很有诗意的，我觉得抒情还会回来，在不同年代，在不同时代感上，它还会回来。
星：很多人都把你与毛焰归为一类相近的风格，尤其是在这个用符号打天下的今天，你们却刻意远离一个独特的符号，为什么？你怎么评价国际艺术界中的符号中国。
何：虽然相差20岁，但我与毛焰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都有追求个人性和独特性，我们的画除了技巧上也很相似，他只画个人，我还画了人物的背景，确实都有一种抒情风格在里头，另外，毛焰那种极端个人画色彩也是我的追求，所以我们非常投缘。
另外，“符号中国”，实际上是“85新潮之后”西方主流艺术对中国艺术的一种认同，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而且还会继续，当然，这对中国艺术来说好的，它对“文革”前的那种模式彻底解脱出来了，呈现了一个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