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这次展览中出现的杂技人物与动物是如何关联的？

向：杂技人物和动物这两部分是我描述处境选用的题材，之前有很多的想法，最后只用了这两个。我觉得这种选择是后知后觉。创造者对于题材的选择不太可能有那么理性和清晰的思路，多数时候都是直觉。想想之前“全裸”的展览，有几件很重要的作品，我现在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加这么几个人。三年过去了，我再看这些作品，每一件都构成了这个系列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挺奇妙的，创作就像另一种思维。因为你是做的是视觉化的工作，你多数是通过直觉来判断你表达的意思和形象是否契合。这回人和动物的形象也是很本能的选择，都是在讲人的处境。杂技人物是技术性表演的一个展示，它很像人在结构关系里的一个状态。人是群居社会动物，你不得不被结构、被关系、被塑造。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多数都是由于自身的社会属性。而动物更接近人的自然属性。我从小就喜欢动物，能够捕捉和动物的一种关联。动物就像一个浓缩了的人生。人比动物强大，你看它的一生很清楚。如果有个更强大的生命看人的话，人也只是一个无助的存在体而已。对于动物这部分，我本性的流露的会更多一些。这次我本来想回避一些个人化太强的创作，但做到动物的时候，这种个人的感情就情不自禁的流露出来了。应该说这部分动物，目前为止，都是特别温良，厚道，没有伤害，没有危险性的。它能唤起人相对比较善意的部分。也可以说我对人性是很不信任的。我觉得人有复杂性，不靠谱，还是需要一个好的方面的诱发。这次题材的选择并不是要去对比人和动物，而是把他们作为人的属性中的两个部分用这种暗喻的方式呈现出来，最终的话题还是“人”。

周：此次作品中动物的出现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吗？

向：之前我做过一只狗，但当时是当女人去做的。我还没有想过对未来题材的计划，可能会对主题追究一下，然后再想题材，到那时候有些东西会跃然而出的。这次创作的动物挺有感觉，原先对做动物不是很有把握，这回做的特别高兴。我有可能紧接着还要做一批动物。

周：新作品中的那匹马，让人一见难忘。在微博上，这张马的图片被转发了5000千多次，可见大家对它有多喜欢，你当时做这匹马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向：其实，我这次做作品不是很顺畅。以往创作时都会把自己调整到特别一个饱满的状态。而这次可能就是因为方式变了，杂技系列让我思考了很长的时间，我很想去除很多个人化的东西，以至于我最本能的发力点没了。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焦虑，以至于到开始做动物的时候都有点不太顺利。在马之前我做了个小兽，做的非常特快，那是一个转折点。现在想想，这其实是一种积攒，到一程度后，核心的东西就会产生作用。也可能我太悲观了，把最让自己情绪饱满的东西留到了那个时刻，加上我对动物本身的情感就是很饱满的，所以在做那匹马的时候一下就爆发出来了。这匹马做的奇快，画颜色也特别顺利，最后画完眼睛和它对视的时候，确实有种电流击中的感觉。也就刚让我尝到了一点甜头，这个系列基本上就做完了。

周：你的作品总是从正面去描述人性，这是不是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初衷？这与现在当代艺术中太多的反讽批判有太多不同。

向：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从头到尾对当代艺术的方式都挺怀疑的，甚至包括后现代整体的概念。当然在进入中国之后跟中国这么精彩的当下混合在一起非常复杂，呈现出的面貌非常有意思。但是当代艺术的方式不知道是艺术进入到一个阶段之后的问题还是我们遭遇的不是个文化的高峰期，它和资本的关系更紧密，文化的追究更困惑，太多的反讽、拼贴、解构，拆解，那么这个世界真正建构了什么呢？我不认为现有的方式都是有意义有贡献的。现代主义以来，西方的文化脉络里头衍生出来了太多可供他人学习借用的东西，中国的当代艺术只是把那部分拉来和自己的现实混在一起的结果，其实和真正自己的文化没有太多血脉关联。现在几乎大部分的创作者都希望拉上这个血脉，我也是在这当中的尝试者之一。我用我自己可能相对比较偏执的思维去想这个事，我不想做那么简单，也不想做类似中国符号元素这样的“旅游”概念。我只想一点点追些实在的问题，能力有限只能慢慢做，不严肃的创作恨不得只要是有效的东西都可以去覆盖。真要好好做的话，可能每一部分都很艰难，你可能穷其一生也只能解决一个小问题，但如果能真正的解决，岂不已经很伟大。可能需要很多人的累积才能把这个血脉连上，前提是大家都这么想，都这么去努力。以前我们总是觉得仿佛有一个更先进的系统，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学习，把这当成努力的方向。很碰巧，在你质疑那些“先进系统”的时候，一下出了那么多事情印证了你的疑问。我相信世界不是简单的东方或者西方，也不是谁在反省，而是大家都应该在自己的处境里反省，每个人都在找出路吧，我们除了找出路无所作为。不管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一个民族，面对更多的其实是困境。只要你有这部分的思维活动，立马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怀疑伴随而生，因为你没有对未来的一个巨大的信心。所以我想这些东西里面肯定是需要一些建构的东西的。我们的世界其实差异越来越大，永远是强势在欺负弱小，我觉得这就是人性的本质，也是目前这个世界教化给人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回到可能曾经的某一个时代，某一些人，他们曾经是那么的反省，他会提出“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样的忧虑，去发问，为了一个国家，可以用个体的生命换得世人的警醒，以铭志。可能现在的人完全不能理解这样的行为，因为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价值观也不同。人和世界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怎样找到自己的份额？我们丢失的坐标在哪里？人性需要限制，善究竟是什么？很多问题，慢慢去想吧。

周：今年4月在《我看见了幸福》这本书的发布会上，有一系列的小型雕塑的展示，小作品和大作品是否是你创作的两个方向，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向：其实不应该有大作品小作品之说，但观者确实从体量和尺寸上这么来区分他们的。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就一直做这么小的东西，基本上靠卖这些小东西维生的，那时已经有一点市场的影子了，如果这么继续做下去，在商业上肯定没问题。但从做小作品到现在这些让人熟知的大作品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当时都没想过，多少年之后这些大作品也能卖。我觉得这相当于两个线索吧，这里面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毕竟都是我的作品，它们相互还是有联系的。在9月份展览预告出来以后，有一阵身体状况不太好，没法做大东西，就做了一批小雕塑，我很想给这些作品一个交代，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小东西，从95年毕业到现在断断续续的一直在做，但是我从来没做过一本画册，缘起是想给这些小作品做一本书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展览，把当时前后做的一批东西呈现了一下。可能这两部分我还会这么做下去，但肯定主线还是大作品，小作品有点像突然跳出的一两个音符而已。

周：您与瞿广慈的合作了稀奇艺术商品，小艺术品的商业模式是否也是艺术家传播理念的一个积极方式？

向：就我自己来说，我对自己身份的认定还是个艺术家，这个品牌只是我们感兴趣事的一部分。我们感兴趣的是尝试这个模式本身，目前是以我们两个的名义来做的。如果将来有一天这个事情成功了，它就必须用一个商业的模式去做，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淡出，甚至说未来这个品牌也会弱化我们俩的名字。你可以说它是某种传播的途径，对我们来说，把一个雕塑做成一个小东西，从技术手段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一块，肯定是我们最开始做的事，去推广这个品牌的话，可能做这一块最容易，也是最直接，最容易被人认知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先开始就做这个部分。但是未来如果真成为一个品牌之后，肯定不是这概念，绝不是把艺术品做成小东西，得真正去把它当作一个商业运作模式来思考。我现在还不太具备这种思考方式，从概念上我能理解，也喜欢这个概念。产品开发对我们来说是挺困难的一件事，即便是我们最熟悉的雕塑部分。之前我们的雕塑我们在工作室就能做，这是我们能控制的。当它变成一个小商品的时候，要全部发给工厂，你会发现这里面很多环节是你根本难以控制的，你需要去学习。如果研发其他的产品的话，难度就更大了。我们也是一边做，一边摸索。我们会很小心的把自己的作品做成小礼品，会进行很多的讨论来考量市场的需要。其实艺术家亲自做品牌是违背了一个基本的商业操作方式，但我们现在也想不出来，在目前的现状下，不自己亲自去做，怎么能理解和做成功。我们希望这种模式能探讨成功，这样别人也可以去复制这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