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向光，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88年始从事博物馆学的教学和科研，任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 at Peking University)副馆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博物馆学理论、博物馆管理和博物馆发展史。现任教于北京大学。

概要：中国有着悠久的文物及艺术品收藏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收藏家愿意以举办博物馆的方式与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收藏。近年来，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对举办博物馆有着极大的热情，以优化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回报社会公众。中国政府对民众和民营企业举办博物馆的热情给予积极的回应，发布了《博物馆管理办法》，对有意举办私立博物馆的人士进行业务辅导，积极稳妥推进私立博物馆的发展，以丰富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让更多的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南通博物苑——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公共博物馆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公共博物馆事业起步较晚。19世纪末，倡导建立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改革人士将建设博物馆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措施，其代表人物康有为也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作为“太平世”的重要标志。1898年夏天，清朝光绪皇帝采纳维新人士的政治主张，推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了举办博物馆。在保守势力的反扑下，这一变革运动很快失败，“举办博物馆”作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也由此受到清统治者的排斥。其时，举办博物馆已不仅仅只是文化事务，更反映了社会变革的强烈呼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方向。

实业家张謇于1905年创办南通博物苑，博物苑的开办和维持经费来自于其经营的大生纱厂、星海垦牧公司等实业的赢利。张謇创办博物苑是用于辅助他开办的采用西式教学课程和教学方法的师范学校教育，同时在广大民众中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保护民族的文化遗物。南通博物苑也成为张謇在南通建设近代城市文明的重要设施。张謇对博物苑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亲自规划，积极筹资，遴选管理人员，制定管理制度。南通博物苑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博物馆的代表。

与此同时，中国一些知名学者和收藏家也开办博物馆，将个人收藏向社会开放。1905年严修在天津城隍庙开办教育品陈列室，1911年端方在北京琉璃厂海王村开办陶斋博物馆。这一时期的私立博物馆是在中国社会危机四伏、新旧文化碰撞、寻求发展方向的背景中出现的，举办者试图通过博物馆这一具有强烈资本主义文化色彩的事物，表达对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追求，尝试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这时的私立博物馆承载了很强烈的社会责任。

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所有制形式，社会管理施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社会公共品由政府统一生产和提供。国家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博物馆事务，博物馆的主要工作被规定为收藏、保护和研究文物。国家将文物保护事务作为主要由国家承担的公共事务，政策上限制文物的流通，民间文物收藏活动急剧萎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众收藏文物的热情。

与民分享的家庭藏馆——80年代的民间博物馆

1978年，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为民间收藏和私立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物市场的逐渐开放促进了民间收藏的复兴，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民营企业参与进来。随着收藏品的数量和质量达到一定程度，许多收藏者希望将收藏推向社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收藏，在交流中提高收藏品级，拓展收藏空间，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民间收藏公开展示的热情越来越高，各种类型的藏品展示和交流活动频繁举办，这些活动或由收藏家个人举办，或由民间收藏团体举办，或与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合作举办，这些展览在扩大收藏家社会影响的同时，也为私人收藏转化为私立博物馆奠定了专业基础。

新闻媒体对蓬勃发展的民间收藏给予了热情关注，从政策、体制、社会、民情等多角度探讨民间收藏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认为民间收藏的发展反映了社会经济状况的明显好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政府管理机构在文物管理领域中的新思路和新举措，这些评论为民间收藏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舆论环境。

经济体制改革和鼓励私人经济成分的发展为民间收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推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方针，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各种经济形式纷纷出现，新兴的社会阶层力量不断壮大，自主性较强，并积聚了一定数量的财富，为举办私立博物馆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文物管理政策也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198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确认了文物所有权的多种形式，明确规定了民间文物的合法来源，为民间文物收藏活动奠定了法律基础。80年代中期，文物商业的主要市场转向国内，在为来中国旅游的外宾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了满足国内公众日益增长的文物收藏需求。此时，文物管理部门对民间收藏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认为民间收藏只是对国家收藏的补充，是流散民间的文物的暂存处所，转变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民间收藏就是合法的，民间收藏是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是弥补国家因财力不足而无法对所有文物和文化财富进行妥善保护的缺憾的重要力量。文物管理部门开始摸索新情况下的民间文物管理思路，在更全面、更妥善保护祖国文物的前提下，促进民间收藏队伍的发展，提高民间收藏的水平。

政府管理部门确定了促进办馆主体多元化、动员社会力量办博物馆的工作思路。博物馆社会化成为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中国博物馆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的建设，一些地区的博物馆管理部门开始尝试与民间人士和社会力量联合办馆。中国当代著名画家黄胄先生得到北京市政府的支持，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开办了炎黄艺术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私立博物馆经历了从与公众分享个人收藏的快乐，到为民间收藏的健康发展寻求合法的存在机制，再到寻求参与文化产业的契机的发展历程，私立博物馆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努力、探索、艰辛，甚至失败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民间收藏进入大众化时期，喜爱文物的人开始建立专题收藏，许多人也重新延续个人的收藏爱好。80年代中期，中国文物商业转向国内市场，北京琉璃厂文物商店门前“内宾谢绝入内”的牌子被取下，新兴旅游景点文物商店和工艺品商店销售火爆，让人们看到了文物收藏潜在的经济效益。收藏成为人们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手段，成为展现收藏家个性的方式，也使人注意到文物、艺术品收藏的经济价值。在上海、北京等民间收藏历史悠久的地区，出现了一些有着特定收藏主题、达到一定规模的个人收藏。由于当时人们的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富足，收藏的物品通常是一些大众化、易于获得、价格相对低廉的物品，如邮票、火花、报刊、钱币、票据、民间工艺品等。

为了与同好者进行交流，扩大社会影响，发挥收藏品的社会教育和愉悦作用，一些收藏家有意将自己的藏品向公众开放，接待人们参观。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收藏家只能在私人住宅中接待参观，其主要活动限于展示和交流，开放时间也不固定，社会上多称之为民间藏馆，或者更形象地称之为家庭收藏馆。

1981年3月22日，上海陈氏算具陈列馆悄然开馆，揭开了民间藏馆的序幕，其后，上海地区的民间藏馆陆续出现，到80年代后期，较正规的民间藏馆已有16所。参观这些民间藏馆一般要事先预约，参观免费，收藏家对来宾热情接待，亲自讲解，有的收藏家还准备茶点招待。上海地区家庭收藏馆具有“小、专、特、奇，拾遗补缺”的特点，小是展示空间小，因多设在家中;专是藏品的主题突出，主要是一个门类的物品，如算盘、钥匙、钟表、邮票等;奇是指藏品中多有一些新奇罕见之物，如陈氏算具陈列馆收藏的长达四米的大算盘;拾遗补缺则形象地说明了家庭收藏馆的藏品与国有博物馆以文物为主的区别，当然，这一说法似乎也隐隐露出民间收藏难登大雅之堂的意味。

政府管理部门鼓励民间藏馆的存在和发展，认为这些民间藏馆反映了公众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展现了收藏者回馈社会、服务社会的良好意愿，有助于活跃地方文化生活，弥补文化设施不足的问题，也可以发挥对日渐发展的民间收藏活动积极引导的作用。对民间藏馆面临的场地局促、学术水平不高、藏品保护条件差等问题，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增加收藏者居住面积，地方文化机构为民间收藏者提供展示场地等。有关管理部门也注意到民间藏馆藏品存在交换无序的现象，担心这一问题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冲击。特别是80年代中期突然爆发的盗窃馆藏文物和盗掘地下文物的严重问题，也让一些人担心快速升温的民间收藏活动刺激文物非法获取和非法交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