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进程中的私立博物馆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博物馆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也在探索适应新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的方法，博物馆举办主体的多元化成为博物馆领域加大改革力度的主要内容。

1990年，原内蒙古博物馆馆长文浩与夫人荷云利用个人多年积蓄，在呼和浩特西叫晓东营村创建了敕勒川民俗博物馆，展出场地300多平方米，展出700 余件当地少数民族的用品。 1991年，上海文管会批准了“四海壶具博物馆”，允许其以博物馆名义对外开放，该馆于1992年12月正式开放。1995年10月，广东中山蝴蝶博物馆开馆，该馆于1996年2月得到广东省文化厅的批准。

北京市文物局于1993年11月 13日制定了《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经北京市政府批准，于同年12月23日以市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出台这一“办法”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民办博物馆的资格问题，使那些由社会团体、个人开办的博物馆得以获得法人资格，以便开展业务。当时，北京地区有十余位民间收藏人士向北京文物局提出办馆申请，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博物馆专家对申请者的办馆条件进行考察，综合考评。1996年10月31日，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对社会宣布批准四家民办博物馆的筹建资格。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办馆意愿的民间收藏人士纷纷咨询，社会媒体广泛报道，其他省市文物管理部门登门取经，由此掀起了私立博物馆建设的第一个高潮。90年代中后期，到2002年10月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重新发布前，北京、广东、上海、重庆、四川、浙江、辽宁、吉林等省市陆续建立了数十所私立博物馆。如北京地区的古陶文明博物馆、中国紫檀博物馆、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金台艺术馆等，广东地区的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重庆的中国民间医药博物馆等。

这一时期的私立博物馆的收藏多为原发性积累，即举办者有多年的收藏经历，基于个人的兴趣，少量、低值、渐进的收藏，逐渐积累起具有一定主题和特色的藏品。藏品多为一些个性化的特色收藏、趣味收藏和文物收藏;这些私立博物馆的举办目的多出于个人兴趣和个性化要求，有些举办者希望让更多的公众欣赏自己的收藏，增强观众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些则希望通过收取门票以弥补收藏费用的不足，或通过取得博物馆资格以使自己的收藏合法化，或依托博物馆身份以获取特定的藏品;这些私立博物馆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或依托中小企业，或依靠举办者个人的积蓄，或采取“以藏养藏”的方法，通过藏品流转的差价来维持博物馆的运营;博物馆多设在自用房屋中，或租用房屋办馆。

在经历了建馆后短暂的兴奋之后，私立博物馆举办者发现自己面临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们必须为博物馆的生存努力奋争，藏品的获取仍只能依赖传统渠道，观众的数量似乎还没有媒体记者多，维持博物馆的开放还需要额外的投入。 一些私立博物馆因经费短缺，或资金链断裂，影响到博物馆基本业务，甚至不得不闭馆。云南昆明翰荣轩文化艺术博物馆创办于1999年4月，2002年因经费紧缺，几欲停办，后云南省民族博物馆在省财政的支持下出资购买了该馆收藏的838件套民族文物。黑河“中植俄罗斯艺术博物馆” 于2001年8月开馆，一年内免费接待近10万观众，但养护藏品等庞大开销耗尽了举办人刘明秀的热情和财力，博物馆于2002年停办。此外，一些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也影响到私立博物馆的经营状况，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造成一些私立博物馆客流急剧减少，使博物馆陷入困难境地。

民营企业举办的私立博物馆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私立博物馆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私立博物馆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明显改善，社会不再将私立博物馆作为某种社会象征，消除了此前附加在私立博物馆上的如引领民间收藏健康发展、改革现行的文物保护体制、革新博物馆管理体制等不切实际的社会任务。当私立博物馆回归其公益事业和博物馆专业领域以后，社会舆论更为客观地看待私立博物馆的存在，关注影响私立博物馆存在和发展的直接条件，切实讨论制约和影响私立博物馆的困难和问题，这让私立博物馆的管理者和举办者的头脑冷静下来，开始客观地考虑建馆、维持、正常运作和持续发展的问题。

中国政府为推进文化产业发展，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一系列政策为私立博物馆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加快了文物和博物馆管理所需的基本和配套法规制度的建设，2001年，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博物馆条例》。2002年10月，经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重新公布实施。修改的文物法有关民间收藏的用语从“流散文物”改变为“民间收藏文物”，体现出了管理机构对民间收藏的态度从歧视变为肯定，承认了民间文物收藏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间文物收藏者应承担妥善保护其合法拥有文物的要求，承担为社会利益而利用文物的要求，这是对以民间文物收藏为基础的私立博物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承认。 2006年1月1日，中国文化部发布的《博物馆管理办法》开始实施，该办法宣示“国家扶持和发展博物馆事业，鼓励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博物馆。”该办法明确规定了博物馆设立的必要条件和申办程序、管理办法和退出机制，为私立博物馆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另外，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吸引了一批有经济实力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成为新时期私立博物馆发展的主力。2002年1月，民营企业家陈慧群投资190万元建设的深圳华夏英杰墨宝园开馆。同年3月26日，天津粤唯鲜集团总裁张连志投资建设的粤唯鲜博物馆对外开放，该博物馆群体包括华蕴、隽祯、古雅博物馆。2004年8月1日，南京天地集团董事长杨休开办的长风堂博物馆对社会开放，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杨休以6930万元购买的陆俨少画作。2005年，浙江绍兴民间收藏家孙海芳以 6800万元在市区黄金地段买下一块12.68亩土地的使用权，准备投资1.3亿元建造越国文化博物馆。2006年，成都建川实业集团投资建设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对外开放。

财力丰实的民营企业家的加盟使这一时期私立博物馆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些私立博物馆举办者在馆舍的设计、博物馆规模和藏品质量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四川建川博物馆聚落在设计时就延聘了国内外知名的建筑师，为场馆建设投入了5亿资金，每年用于藏品征集的费用达2000万元。南京艺兰斋的馆舍由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黑川纪章设计，建设总投资达到2.5亿元，该馆舍建成后受到建筑界的瞩目。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的加盟，使得私立博物馆整体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从整体来说，私立博物馆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前景更为明朗;

举办私立博物馆与企业发展相结合，将博物馆作为构建企业文化、营造企业形象的重要措施，有些举办者还将博物馆作为拓展企业产品销售的平台。南京天地集团董事长杨休在公司办公场所展示收藏的书画作品。宁波红蜻蜓集团将设计部门设在该企业开办的鞋文化博物馆中;

注重博物馆的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举办者将私立博物馆作为文化产业，关注博物馆的长远发展，关注博物馆的存在对其营利性业务的良性影响。上海美特斯•邦威集团董事长周成建说：“我们需要一块文化的娘土，否则我们的百年战略就是无本之木!”北京睦明唐博物馆馆长姜宇指出：“办博物馆不能仅强调奉献，还要看成是一种长线投资。我们和公立博物馆角色不同，我们可以形成互补，强调的是服务，您可以和我们一起研习。”该馆通过提供服务吸引了一批古瓷爱好者和收藏者，也带动了其茶饮经营的发展。

私立博物馆的社会公益性更为鲜明和突出，博物馆的目标更注重于回馈社会，为民族保存更多的文化遗产，让公众更便捷的接触这些文化遗产。南京长风堂博物馆举办者杨休在回答记者关于博物馆前景的问题时说：“不用绕弯子，不就是我死了以后吗?当然是捐给国家!其实现在这样做，无非也是想替国家做点事。”北京晋商博物馆的举办者薛岩明确表示：“建博物馆的目的，其实质便是想捐给社会。让这些文物都可以面向公众。”

注重内部管理结构和制度化建设，力求改变过去个人治馆、人强馆旺、人弱馆衰的局面。上海1984年出现的“中国第一家民间收藏馆”馆主王安坚于几年前辞世，这一家庭收藏馆不得不闭馆，藏品也面临失散的困境。私立博物馆在呼吁优化外部政治环境的同时，尝试建立新的博物馆管理体制，以确保博物馆长治久安。北京观复古典博物馆于近年改制为“理事会”管理体制，理事会现有理事10名，今后还会根据情况递增，成员为博物馆发展提供智力、财力和藏品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