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喜迁正房

时隔21年，中国当代艺术终于再次昂然挺进代表国家意志的中国美术馆。相比1989年时的激情与冲动，这些位居着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市场前列的艺术家们，如今已经平和很多，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哪些作品是合适“登堂入室”的，他们把这个自觉称为“行业自律”和“成熟”

一个巨大的不锈钢人体雕塑，双膝跪地作出叩头的姿势。转到身后是那张熟悉的玩世泼皮的笑脸——艺术家岳敏君的著名符号。从这个泼皮笑脸人的腋下望过去，三个换班的执勤武警正在互相敬礼，其中一个对着门外的车辆做出禁止的手势。

这是8月18日的中国美术馆门口。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被驱逐、被怀疑、自我挣扎和市场成功之后，终于昂然进入了由国家机器把守的国家级美术馆。

一次意义大于内容的展览

岳敏君这个巨大的雕塑被安置在美术馆院子里不久，做过一次调整。最初，这个雕塑的屁股冲向美术馆的大门和街道。许多人觉得不妥，范迪安看后决定，还是调转一个方向，“这样调整于社会习俗都合适一点，艺术家也同意。”范迪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于是，在这段时间进入美术馆的观众都会接受这个姿势谦卑但面藏嘲讽的巨人膜拜，然后走上一级级台阶，经过安检，进入命名为“建构之维”的当代艺术展。

与此同时，在中国美术馆一层正面展厅里同期展出的，是一个标准的“中国美术馆式”的展览，它由某地宣传部和美协主办，以“某某艺术人生”命名。继续向左寻找，才能一头撞上张晓刚的“绿墙系列”油画——画面上是幽暗的绿色墙围、蓝白相间的床单和凝固死寂的空气。从这里开始的7个展厅将被中国当代艺术占据15天。

2010年的春节刚过，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和艺术家叶永青就开始筹备一个展览。中国美术馆的七个展厅已经为他们预留了场地。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他们早已习惯了当代艺术展览的操作模式，比如聘请策展人，由他挑选艺术家和作品，可这次特殊的展览却变得很简单，“最终我们发现艺术家是确定的，没必要过分模式化再请策展人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制度。”叶永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所说的“新制度”是指这次展览全部费用由国家出资，而入选者全部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艺术院”的特聘当代艺术家们。

艺术家人选没有了悬念，作为学术主持的叶永青开始在作品上动脑筋。“都是老‘枪’了，就看能拿出什么新货。”叶永青说。实际上，老‘枪’们拿不出什么新货。这些作品在798和各个当代艺术展上已被观众观看过无数遍。大家都知道，这次展览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群曾被体制排斥在外的艺术家进入了中国美术馆。“我认为这个展览的象征意义大于展览本身。”在新闻发布会上罗中立直言不讳。

实际上，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第二次大规模进入中国美术馆。第一次是在1989年。“八九现代艺术大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年轻艺术家，他们内心混杂着激动和惶恐从各处奔向北京，年轻的批评家费大为对着镜头兴奋地说，“这是第一次由批评家主导的展览。”总策划人高名潞宣布开幕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革命成功”的悲壮。那次展览生机勃勃也混乱不堪，7个行为艺术的突然出现预言着展览多舛的命运，最终一声枪响终结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次登堂亮相。从此，美术馆对当代艺术说“不”多年。而体制之外的独立艺术家也开始被孤立和“围剿”。

“那一次在美术史上留下了很重的一笔。”罗中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把这次展览与21年前的对比，罗中立是认可的。而他认为这次的转变来自“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些年的发展，(管理部门)对艺术、文化更加宽容，包容了，更成熟更有自信来接受不同的审美，不同的声音”。

“调皮捣蛋”的艺术家们“成熟”了

尽管当代艺术获得了包容，但展览仍然准备得小心翼翼。艺术家汪建伟的录像作品投射在墙面上循环播放，其中一幕有裸女镜头。开幕当天，一位工作人员和展馆服务员特意交待，“一会儿某某领导来的时候，能不能把那个镜头跳过去?”他们开始调试快进或者暂停，预习播放的效果。

“现在大多数人们对于这些作品接受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个别的不太理解的地方可以解释一下。”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笑着对记者说。作为学术主持和参展艺术家，叶永青开幕的前两天一直呆在美术馆，需要他不时“去灭灭小火苗”，他觉得，“总体上没有任何问题”。

展览的安全来自于艺术家们的自觉。进入中国美术馆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当代艺术家们以前爱使用的敏感的政治符号。以政治波普风格著称的艺术家王广义，选择的作品则强调的是消费主义和对个人身份的反思。“大家都有一种控制，都有一种尺度。也就是说有点像行业自律一样。这恰恰说明艺术家的成熟。”罗中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