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21年前的“八九大展”截然不同。同样是这群人，那一年他们还是毛头小伙。叶永青和张晓刚坐火车从重庆来到北京，交出了身上仅有的一百元作为参展费。身无分文的艺术家们在美术馆撒野，在这个代表着艺术权威的圣地摆出挑衅的姿态。他们中有些人幻想着从此之后，自己创作的新艺术马上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可大展的仓皇结束与日后的社会形势让这些艺术家的生存更加艰难。但他们仍然坚持(或被迫坚持着)体制外的自由身份，直至他们不合作的独立态度以及作品逐渐得到境外收藏家的注意和尊敬。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经历常年困顿之后终于从市场获得了突围，资本的支持迅速使他们从地下战士变为社会名流，继而他们纷纷被各大美术院校聘请为客座教授。

2009年底，官方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旗下成立了“当代艺术院”。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等21位体制外艺术家集体被聘为该院“院士”。没有编制、待遇和创作任务，但这个行为仍被外界解读为对当代艺术家们的“招安和收编”。当代艺术院挂牌当天，作为特邀嘉宾的陈丹青发言问道“这些调皮捣蛋的艺术家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们愿不愿意担当?”同时他指向艺术家“希望不要灭掉锐气”。当然，问题没有答者。

当代艺术院成立之后的半年多时间，无声无息。受聘的艺术家们仍然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民间艺术机构和西方画廊。有些艺术家笑称“当代院”有点像“皮包公司。”

这次，在中国美术馆的集体亮相，算作当代艺术院向公众递出的第一张作业。

打造“国家队”

2009年11月13日，中国当代艺术院挂牌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命名的国家级专研究“当代艺术”的官方机构。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对媒体表示，“中国艺术研究院筹备4年，成立了中国当代艺术院。相信由这一平台集合起的中国当代具有旺盛创造活力的艺术家群体，会推动具有中国精神气象的当代艺术进入一个新境界。”

艺术家叶永青说，“当代院”成立的三年前，王文章就曾与艺术家们有所接触。叶永青也曾陪同文化部相关官员考察过西方国家如何扶持当代艺术。挂牌当天，文化部、中宣部、中国画院、美协等官员均出席发布会并发言。被吸纳进入“中国当代艺术院”的首批艺术家包括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叶永青等21位在市场中表现抢眼的体制外艺术家。而文化部直接任命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任“当代院”院长。在叶永青看来，这是“国家给予当代艺术家的荣誉”。

无论他人如何评价这次由“当代院”主办的置于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它的意义与象征如何，范迪安作为中国美术馆馆长都笑纳且感谢，自己的表态却很谨慎，“我很平和地看待这次展览。其实当代艺术家以前也在中国美术馆一些专题展览中陆续出现过。这次展览也不是什么革命或者一次爆炸，也没必要那样去吸引眼球。”范迪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形态古怪的当代艺术能进入这座有着琉璃瓦屋顶的对称型建筑，让罗中立觉得安心。除了四川美院院长的职务，他还是当代艺术院的院长。他给自己定下任职的三件任务。展览作为第一件业已完成。

“第二件事，我想以国家课题的立项做当代艺术三十年的理论梳理，做出版物。”罗中立对记者说。他坦陈，即使立项成功，书写历史的仍是目前活跃的所谓独立批评家。不过，他希望，这个以国家学术课题立项的事情，“能让他们超越个人观点，超越市场和资本吧。”

直到现在，这个任务仍在前期准备阶段。而至于第三件事，更是梦想——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当代美术馆。他的希望是“三五年内能实现” 。

但是在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看来，“国家出名义、出钱建立当代美术馆在中国是否合适，或者在什么时候合适。我真的没想好。”他对记者坦率地说。

从成立当代艺术院到建立国家级当代馆是一条将独立艺术家吸纳进建制的明确路径。叶永青觉得，“这就像是艺术领域的国家队，在需要的时候代表国家出场。”在他看来，这个当代艺术院今后可以作为国家的智库，“可以帮助国家决定，为哪些当代艺术和艺术家撒把盐。”

这一切越发引起年轻批评者的不满，有人明确提出，“这是艺术界的国进民退和资源垄断。”——那些曾经努力推倒制度墙壁的艺术家们，正不知不觉成为了墙上的一块彩花瓷砖。

21年来，体制本身和艺术家的心态都在改变。在相互怀疑和对峙多年之后，逐渐走向和解。艺术家们在市场上的成功让他们获得尊严，不再以盲流的心态仰视管理者。虽然，他们还小心翼翼地为自己保留着隐约的边界。2009年，为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由文化部组织了“重大历史题材绘画展”，几位当代艺术家接到邀请后纷纷婉拒。

在艺术家叶永青看来，他们进入“当代艺术院”是因为“有热血和国家认同感。但并不代表就丧失锐气、不再对体制反思”。

作为当代艺术院院长的罗中立希望这个组织没有编制、分房和工资。“我认为这样好一点，不想搞成第二个画院。”与此同时，叶永青正在努力从“川美”教师，调往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