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向乡土学习

记者：你在上海附近的金泽镇做的民居建筑，是你关于传统理想的实验品吗?

张颂仁：也可以说吧，那个主要是关于城乡问题。可是那个是反过来的问题，乡下不是问题，城市是问题，我们怎么样向乡村、乡土学习。因为从传统来说，不管是谁到什么样的身份，他还是要回到故乡的。汉朝的时候，关于国号的问题有一个小辩论，国号不论跟一家一姓、一个地方还是一种“德”都直接相关。所以在中国历史里头，“国”和“家”这两个观念一直都是有一种稍稍紧张的关系。你看，皇帝既要祭天，也要祭祖，祖是他自己的祖，天是天下的天，是百姓的天，这里头其实要调和一个政治问题。对人民来说，乡土传统当然也牵涉到宗族问题，就是宗祠和宗族，因为以前都是聚族而居，所以其实中国人一直还是以乡土作为整个文化的根源。但后来我们把这个砍掉了，把很多可以用的资源都消灭了。我们要是没有这个资源，只能复制别人的经验，永远都是二手经验，只能走在人家的后面。我觉得重新向乡土学习，不但是一个抽象的农村耕种、社会组织，我们每个人的专业都可以在里面吸收到经验。比方说从审美角度——— 乡土建筑，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美术运动里头，还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民艺运动。

在欧洲、日本，民艺运动是非常核心的，因为民艺运动让他们保留了生活文化里、物质文化里的美术的根。所以他们留的不是一个最高档的黄花梨桌子，他们要留的就是在民间，在那个造型刚要成型、还没成型之间那种状态，就是最有可能性、最有生命力的那个桌子，而不是后来已经变成了黄花梨的那个桌子，民艺运动就是要保留这个。

这个是关于生活方式的尝试。我们尝试的是在乡下，用传统的材料、建筑方法，用乡下的工人来做一些我们现在能够使用的空间，比例、造型是按照他们的技艺，只是布局是按照使用者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建筑方法是中国一直传下来的一套建筑方法。我们希望能复制这样的一种做法，通过乡土生活重新得到一个更饱满的体验。这个体验可能是得到关于造型、音乐或者别的，总之是一个比较饱满的乡土经验。

记者：你对传统文化的信念，为什么能够这么坚定?这是来自哪里的一种信心?

张颂仁：那本来就是一个最好的东西，这个不用问的。你到博物馆去看，你就知道可以多高。

记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它好的?

张颂仁：我是从反对西洋的东西、抵抗基督教的压迫开始。因为我小时候在一个天主教学校里读书，我母亲还有我一个妹妹都是非常迷信基督教的，后来我发现从这里头学了很多，就是关于整套当代的、现代的管制方法，从外围的行为的管制一直到心灵的管制、心理的压抑，其实是一整套的东西。然后只要你看过中国画，你就知道世界可以多大，那不需要什么信念，证据就在这里。

记者：但是现在的日常生活和传统感觉是两条完全悖逆的道路似的，你怎么看?会不会担心对传统持这样的信念的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张颂仁：七八年前在中国没有人庆祝圣诞节的，现在每个人在庆祝圣诞节，所以一个事情要推动成功的话是很快的，尤其是好事情。我不是说圣诞节是好事情，我觉得那个事情是非常糟糕的，可是你可以看到一套推动的方法。

记者：现在你觉得是在哪一个步骤当中?刚刚开始?

张颂仁：也可以说刚刚开始，因为讲了很多年，讲了几十年，做事情都看机缘，也不是每个事情都该你做的，有些事碰到可以做一点，碰不到的就不做了，反正做人是一个，做事是另外一个，不做事就做人。

永远不要求政府

记者：你自己似乎也在身体力行地信赖、发扬传统文化，比如日常书写用的是毛笔?

张颂仁：我觉得中国美术教育最核心的是要回到毛笔字，我们全民的审美教育还是要写毛笔字，控制毛笔本身就是一个艺术训练，在一个方块里头把那几条线摆得漂亮，那是非常严谨的审美训练。所以以前中国人都天然就有审美观，一个线条，从上跑到下，那个动感怎么样，那个弧度怎么样。

记者：这一套真要操作起来，还是要从整个国家的范围之内开始吧?

张颂仁：不见得，要是明天考美院，增加书法这一课，这一课占了30分，那每年就会有好多人在学书法了。我们现在是要找解决的办法，不是要找为什么不行的理由。反正所有失败的都有理由，成功的没有理由。还有我告诉你，用毛笔写字，写习惯以后，远远比用硬笔写得快、舒服，我现在拿硬笔写不出那个字形，歪歪的。

记者：但这个工作还是细水长流的过程吧?

张颂仁：也不见得，我十年前在日本买到一个不用洗的毛笔，现在中国也有得卖，就是做得比较差。在这十年内，以前在美术用具店卖的那种免洗的毛笔，现在你可以在日本24小时便利店买到这个毛笔，已经变成了大家的日用品，就是因为在工具上头的改进。为什么大家不用毛笔?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写得好看不好看，而是因为要洗笔，洗笔多烦;还有你在写毛笔字的时候，多想一想、写慢一点笔就干了，又要去填笔，填好了又忘了要想什么了，我就往往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就不用毛笔了，直到发现有这个免洗毛笔。日本人真是在这方面救了毛笔字。现在每个日本人在学校里都要上毛笔课，还有日本的书全是直排的，还是从右到左，跟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一样，而且几乎是全民都写，写片假名的书法。

记者：这个过程是怎么做起来的?

张颂仁：这个就是国家体制提倡的，中国现在什么都要向美国看，美国没有的东西我们当然就不提倡。可是我们不要想得这么大，我们不要求政府做这个事情，我们要在可能的范围里头，要想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这是从香港长大学的一点——— 永远不要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