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给我们诸多启发

记者：《从西天到中土》这个项目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你为什么会选择印度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觉得印度的经验对我们会有启发?

张颂仁：你要是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印度学者在西方各个领域，尤其是文化领域里头，对西方产生深刻影响的内容是不少的，包括科学、人文、经济方面，而亚洲其他国家基本是没有的。这个说明了他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对西方很多是采取批判、纠正的一种姿态，西方人愿意接受这种纠正、批判，肯定是印度提供了一些资源。那些资源一方面是通过了解西方得到，另外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特殊的资源。可我们只是把西方作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最高标准，这是两个非常大的分别。我们怎么样再把这个最高标准变成一个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分析、辨认、解构的客体，我们没有其他渠道。

记者：这个项目已经告一段落，通过这种交流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颂仁：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学者有这种亚洲视野的非常少。另外即使有亚洲视野，却没有一个在外围的透视，我们只能从中国的立场去了解、批评西方，这个了解和批评，是在向他们学习的前提下，而不是在抗拒的前提下。对西方的了解总体来说，不可以说不深，因为中国人研究西方研究得非常多，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即使是研究得很深，还是有很多的盲点。

记者：印度经验对我们来说，哪些是比较可贵的?

张颂仁：我们这一次讨论全是关于当代，当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殖民一两百年的国家，所以他们对殖民经验的了解是非常透彻的，而这种殖民经验不一定完全就是一种政治的控制，它在文化上的渗透、统治和压迫是更甚的。其实你只要看看中国的社会生活，看看大家的追求，你就会发现难道这不是一个殖民主义的战略吗?可是这个完全是我们自愿的，我们追求的，人家也是配合你的欲望。我们现在谈关于国家、经济、理想，目标很多都是西方提供的。

印度对整个现代性里的各种指标有比较全面、透彻的反省———到底现代的欲望我们需不需要?哪些是需要的，有哪些是不需要的?霍米·巴巴更彻底，他说我们把西方的启蒙说得太大了，当然他们的启蒙在某方面是先走一步，而这个启蒙的可能性也是基于他们跟东方的交往。所以所有的现代、所有现在发生的转变都是在于脱离了自己跟外界交流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把西方这么神圣化，绝对化，西方不是一个密封的观念，西方也有很多是东方的东西在里头。霍米·巴巴就说了西方在科技方面他们领先，可是在文化上面他们的领先是我们送给他的一个位置，并不是他们自己本来就在那里，也不是说他们本来就追求的。

记者：你是说这也是我们对现代性比较虚幻的一种设定?是“五四”以来弱国心态下面，并不是特别真实的一个想象?

张颂仁：中国那时候是不是弱国，其实也说不清，可能是为了很多政治原因把自己说得很弱、很差，所以需要改革。那种被压迫的心态，就是一个被统治的心态，怎么样让被统治者觉得他有缺陷、是不行的，这个就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比如说摄影最早也是用在这方面，出名的例子是鲁迅的经历，他去日本学医，看到一个日本人介绍中国，一套照片全都是为了表现中国人的落后，其实很多根本就不是落后跟先进的问题，可是他们选择这些观点：一方面强调日本的优胜，另一方面向中国人宣传“你们是不行的”。有了这种“不行”的心态，中国人才有可能被殖民。

记者：传统对你来说是不是既是一种资源上面的取向，也是一种价值观?

张颂仁：对我来说，怎样摸清自己的底牌，印度的学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范例。相对于外文化，尤其是压迫性的文化，他们花很长的时间，才重新找到自己，那里头有很多的方法。我觉得他们的这些方法，还有从这里面发掘出的理论，是我们可以借用的。所以我们现在跟印度交流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作为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要怎么样想象我们的未来、面对我们的邻居。还有以后两个全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要是再过15年，如无大的意外，肯定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两个新的大国，有什么责任?现在想，因为中国的事情都是最后一分钟拍板才动起来，可是这种长远计划、文化建设，不是这样就能出来的，尤其不是像世博会那样开幕前8个月才开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