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元代画家黄公望饱蘸风霜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 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与台北故宫的《无用师卷》在台北“合璧”。

661年前，它诞生于一个失意者晚年对生命最为宁静的沉淀；361年前，它被痴迷疯狂的明代收藏家吴洪裕火烧成两段，险些成为“殉葬品”；61年前，它因时局变动分割海峡两岸。

今天，因它的合璧，归拢起历代文人雅士的情感细流，这其中有直呼它为“吾师”的明代大画家董其昌，有将其真品、赝品一齐收入囊中的乾隆皇帝，更有无数与其擦身而过、对其顶礼膜拜的风流名士……因为今日的合璧，太多历史和情感的缝隙得以圆合。为何一幅山水长卷里能“寂寞繁华皆有意”，能堪比“兰亭”？它被烧成两段后，又是如何身首异处，一处辗转去了台湾，一处留在大陆？它又是如何颠沛流离于乱世，而得以合璧于今日？

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北京故宫原副院长杨新、古书画部副主任金运昌，电话连线了正在台北故宫忙碌布展的书画处处长何传鑫，还连线专访了浙江省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常年专门讲解这幅名画的王小红，共同拼凑一个“圆满”的记忆。

台北 《无用师卷》属限展品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大陆远道而来的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剩山图》，与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无用师卷》被放入了一个长达16.4米的展柜，等待稍后的亮相。

书画处处长何传馨在电话里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展柜里，右段先摆《剩山图》，因为还包括题跋，这次展出的《剩山图》就长达5米多，接着左段再摆长约7米的《无用师卷》。

“这次的合璧，并不是真的将两幅画拼在一起，因为两幅画后来都经过了装裱，我们只是将这两幅画放在一个展柜里，在后面的背板上将一幅合璧的复制图呈现给大家。”何传馨说。

何传馨说，即便是台湾民众，想一睹《无用师卷》的风采也非常不易，上一次展出还是2001年。因为按照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规定，《无用师卷》属于限展品，展出一次后必须“休息”3年才能再展出。

何传馨回忆，1949年，《无用师卷“迁”到台湾后，至今只亮相过10余次。它还有过两次出国经历，都是去美国巡展。

据何传馨介绍，此次《富春山居图》在台北的合璧展共为两期，第一期从6月2日到7月31日，第二期从8月2日到9月5日。展览总共分为6个单元，第一期展出前4个单元，第二期展出后面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为《富春山居图》；第二个单元为黄公望的书画珍迹；第三个单元为《富春山居图》的临仿本，包括明代画家沈周、张鸿的临仿本以及《子明卷》，还有私人收藏的民国仿品；第四个单元是黄公望的绘画渊源与交友，包括前人对他的影响以及赵孟頫 \等人的作品；第五个单元是黄公望对明清绘画的影响；第六个单元是传称的黄公望作品(明清之际出现的许多题为黄公望的仿作)。

浙江 《剩山图》共展览过6次

王小红是浙江省博物馆在职馆员中与《剩山图》亲密接触最多的人之一。昨天，她向南方日报记者讲解了《剩山图》在浙江的故事。

王小红回忆说，1956年，当时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的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得知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前段《剩山图》在收藏家吴湖帆手里。他认为很有征集的必要，立即向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汇报，希望文管会能够征集这幅画。

随后，沙孟海被派去与吴湖帆洽谈，但因吴湖帆自己也很喜欢这幅画，所以并不想转让。后来通过谢稚柳、钱镜塘从中撮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花了5000元从吴湖帆手里征集到《剩山图》，而当时吴湖帆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搭售元代画家王蒙的《松窗读易图》，那幅画花了3500元。而当时文管会一年的征集费也只有六七千元，可见浙江省文管会对《剩山图》的重视。之后，《剩山图》归入浙江省博物馆所有，成为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作为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剩山图》一直受特别关照。”王小红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省博馆舍很小很简陋，库房是租借浙江省委党校一幢二层楼的宿舍，但《剩山图》来到馆后，当时的保管部主任专门订做了一个几百斤重的铁制保险柜，体积相当于现在双开门冰箱，有两道门，每一道门都需要输入密码，将《剩山图》及当时馆内重要的书画藏品一起放于保险箱内保存。多年后，随着博物馆条件变好，《剩山图》才有了新的柜子、有了恒温恒湿的保存环境。

王小红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剩山图》来到浙江省博物馆后，前后共展览了6次，平时展出的都是复制品。第一次展出是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有特别的意味。“此次到台北展出，算是《剩山图》的第7次亮相。”

“2010年初，温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讲了《富春山居图》分藏两岸的故事，希望两幅画能早日合成一幅画。因为《无用师卷》暂时不能来大陆展出，那我们就做一个让步，我们先去台湾展览。”王小红说，从2009年开始，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之间就有了信件往来，商讨《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的事宜，最终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北京 期待在北京故宫“合璧”

在北京，年过七旬的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表示，两岸文物能借《富春山居图》合璧实现一次小小的圆合，也圆了几代故宫人的梦。

“当年，与《无用师卷》一起从北京分离迁徙的还有故宫人的命运。”杨新回忆说，故宫有一个老文物保管工作者叫梁匡忠，1949年他的父亲和儿子随着这批文物离开北京，辗转就去了台北，此后一家子再也没有团聚过。

而对于《富春山居图》，杨新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里，藏匿了中国文人自古的清高，内心渴望与世无争的超脱境界。”杨新说，长卷里有渔翁垂钓的部分，隐隐画的正是富春江边的严子陵钓台。

“为什么后世许多大画家和文人对这幅画如此痴迷？正与此相关。”杨新说，严子陵是东汉初年隐士，少时曾与刘秀同游学，刘秀登基为汉光武帝后，多次欲封严子陵在朝中担任高官，可是严子陵婉拒，更名隐居于富春山，独享山高水长和垂钓之乐，这种境界其实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最高的理想境界。

提到此次的合璧，杨新感慨说：“61年前，数十万件文物当时一路颠簸调拨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之所以迁徙，考虑的是躲避战火，害怕日本人抢走或烧掉这些国宝。当时由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等人负责押运，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份清晰的文物账目，至今还留在北京故宫，这份账目印记的是当时所有故宫人的心理：这些文物迟早要回来。”

“负责押送文物的蒋复璁率队离开北京的时候也认为，故宫文物迟早要回家。”杨新说，自己更想看到的是，有朝一日《富春山居图》也能在北京故宫“合璧”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