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义气还是行业利益？

一如赵旭所言：“竞争并不影响友谊”。这些昔日的圈内人都成为各自公司的领导，在竞争局面日浓的今天，他们还保持着一种“江湖义气”，或者说本身他们就在同一利益共同体中。

董国强说：“不管哪家拍卖行我都会捧场，还会介绍我的朋友去买。”

2011年春季，拍卖市场中出现了一件齐白石巨制《雄鹰图》，这件作品在中国嘉德以4.255亿元人民币成交，而这件作品的送拍者就是刘益谦。很多人疑惑地问董国强，凭他跟刘益谦的关系，为什么不让他把作品放在匡时拍。董国强对《芭莎艺术》说：“首先，我不想让别人说匡时某场拍卖的成功是靠刘益谦的藏品帮忙；其次也是为刘益谦的个人利益考虑，以他和匡时的利益关系，放在匡时谁敢来买？。不管是哪家拍卖公司拍出高价的作品，我都会为他们高兴。”

2009年，中国艺术品早期重要藏家尤伦斯夫妇决定将部分藏品拿出拍卖。这批重量级的作品是各家拍卖公司都梦寐以求的，但得到并非易事。尤伦斯方面提出要在拍前得到高达亿元的保证金，这对拍卖公司是有风险的，如果这批作品没能够超过保证金的价格拍卖出去，拍卖公司将会拿不到提前预付的保证金。当赵旭面临这个两难决定时，他想到找董国强商议，董国强为赵旭四处找寻可能为这批东西买单的藏家，以降低风险，其中就包括他的搭档刘益谦。最终，尤伦斯的藏品在2009年保利秋拍登场，取得了空前成功，仅其中吴彬《十八应诊图》一件就拍得1.69亿元，而出手购买者正是刘益谦。

互相帮助，为私交也为利益。保利2009年秋拍尤伦斯专场的成功，为正处在2008年金融危机笼罩下的艺术市场清除了阴霾，各家拍卖行均在其中受益。在行业的初始阶段、在行业遇到危机时，聪明的人会意识到：内部要保持相对团结。

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原因的影响，2011年的艺术市场又开始弥漫消极情绪。稍早开拍的2011香港苏富比秋拍成绩平平，这加重了人们担心的情绪。11月16日，董国强在微博上写道：“艺术品市场进入‘维稳’时期。拍卖公司之间，行家之间要和谐共生，这个时候还给别人打枪的就是自杀。”

江湖不只有义气，“武林盟主”的争夺也是暗藏玄机。

从北京保利和北京匡时成立的2005年始，政策的桎梏卸下，中国艺术品拍卖业进入自由竞争时代。在这几年中，伴随着中国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艺术品交易中心。2005年至今，除了短暂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外，拍卖公司的业绩是一家更比一家高。

江湖成海的困境

艺术分析机构Artprice此前发布的《2010艺术市场趋势报告》称，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规模从全球第三(2007年)，跃升第一位(2010年)仅用了三年时间。此外，中国艺术家的拍卖成绩再次巩固了艺术市场从西方到东方的转移。

通过中国拍卖市场的运作，不管是中国书画还是中国当代艺术，不管是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还是张晓刚、周春芽、曾梵志，其作品拍卖屡屡创造“天价”。拍卖额的恶性竞争，让各家公司疲于奔命。在每一个拍卖季前后，各个拍卖公司都是迎来送往，犹如战场一般。“每次到台湾征集作品，为了适应不同客户的作息，自己几乎24小时不睡觉，每天见十几拨的客人。”董国强说。

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温桂华在某个周六早上接受《芭莎艺术》采访时，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倦容，她坦言自己已没有周末和时间的概念，“我是多么想各个拍卖公司能够停止拍卖额的竞赛，静下心好好在拍品质量和服务上下功夫。”

但这一切都只是美好的愿望。对于一个发展初期的复杂市场，恶性竞争也许才能催生真正的大鳄。

人不会在春风得意时反省人生。公司也一样。业内人士表示，这几年的行情根本就不给拍卖公司思考的机会，一迟疑，就会被反超。如果公司拍卖额不在前几位，就会被认为公司的购买人气不足，直接影响下一季拍卖的拍品征集。加上艺术市场的投机泡沫，艺术家、机构参与的炒作，完全改变了行业的竞争环境，从之前的买家市场转换为卖家市场，拍卖公司有好东西才是硬道理。

陈郁是目前艺术品拍卖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是近几年拍卖市场中的大买手之一，曾参与多件亿元拍品的争夺，购买作品主要以投资为目的。虽然他跟几个拍卖公司老板私交很好，但他说：“我选择拍卖公司的唯一信条就是有一流的作品。”

2011年10月，中国拍卖行业协会首次发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翰海、北京匡时等业绩最好的十家公司纳税总额5.81亿元，占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纳税总额的72.63%；2010年上千万元的拍品共408件(套)，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都集中产生在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匡时等几家企业的拍卖会上。

表面的风光，并不能掩盖背后的问题。在此次统计的408件上千万元成交拍品中，截止2011年4月31日，只有237件拍品完成结算，结算率只有58.09%，其余171件尚未完全结算或未结算，涉及成交额55.55亿元。

付款难成为一大问题，这也让拍卖行沦落为求买、求卖、求付款的“三求”公司。

虽然拍卖条约上明白写着：在竞买生效两周或者一个月内必须一次性付清全款。但是拖欠拍卖款成为拍卖公司最头疼的事情，为了不得罪客户，一般拍卖行都会采取忍气吞声。

董国强说：“拍卖做了六年，赚的都是数，看不到钱。把拍卖行关掉，然后把所有欠款都追回来，那才知道真正赚了多少钱。”

从江湖到行业

不健康的发展，让中国拍卖业始终处于江湖式的金钱游戏中。而要让游戏继续玩下去的压力，则转嫁到各个拍卖公司掌舵人手上。董国强、赵旭、王雁南……这几个名字，直接决定了这个行业的走向、营业数字、甚至行业生死。

这种资源与权力的高度集中，让中国拍卖业像是江湖地位的分割，各自守着一块宝地，小有纷争却相安无事，整个行业的发展却因此变得更功利、粗放、短视。董国强对此的分析是：“有些客户十多年的朋友，他基于对我个人的认可与匡时有业务来往，他们已经习惯了只和我打交道，派其他人去都不好使。我这个老板是全公司最累的人。”北京保利执行董事赵旭更是从拍品征集、宣传、销售、催款统统一把抓，虽然他手下有几十号人，但公司大事小情几乎都必须由他处理，或者经过批准。

“大家都提醒我，不要像秦公一样，过早消耗生命。”董国强说。“秦公57岁就去世，尽管他在世时带领翰海勇夺全国第一，但是生命的短暂，再辉煌也不值。

在公司和行业初创时期，领袖的作用无疑是成长的原动力。然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公司的品牌会成为主导因素，而不是个人。”永乐拍卖总经理董军说，不过他同时承认：“把正规化和本土的灵活度结合在一起的拍卖行会吸引到更多客户。”而拍卖公司品牌的建设任重道远，中国特色的操作方式依然具有现实作用。

尽管代表中国拍卖行业声音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公报》最后认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的主流企业运行正常，社会反映良好”。但事实上仍有一些公司存在着 “滥收费”、“知假拍假”、“假拍”等不诚信行为。有些甚至成为“艺术品身价炒作”的工具。行业的整体社会形象并不令人满意。

20年前，拍卖企业少，参与者少，关注者少；而今天情景完全相反，局面复杂；20年前，中国拍卖业在政策夹缝中自发成长；今天它面对开放的经济大潮，一发不可收。但随着2011年中国火爆的拍卖行情略有降温，一些拍卖企业通过上市、资产重组等方式寻求变革，以及江湖重要人物的离开，中国拍卖江湖会开始新的一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