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体制与市场共谋的时代，只有“玄想”可以为艺术提供自由空间

但是，中国当代艺术在进入90年代以后面临20世纪以来最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在精神层面，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严重失落。事实上，文化界的精神拐点并非完全是以1989年“六四”事件为转折，早在1987和1988年，从理想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转折已经出现。这种对艺术中表现“人文热情”的放弃实际上并不是对某种所谓理性绘画的“玄学”体裁的抛弃，而是对理性主义的放弃。这种放弃在现实中可能是“合理”的。因为艺术家必须面对日益高涨的经济压力和市场的魅力。确实，现实并非纯净的真空，腐败和政治改革等政治气氛的巨大冲击，都是“艺术回归现实”的正当理由。但是，这个理由的充分性和建树艺术体系的合理性是两回事。20世纪历史告诉我们，凡是艺术紧贴现实的时候，就是艺术被实用主义俘虏的时候。

所以，八十年代后期，从现实实用的角度，一些“理性绘画”的画家放弃人文热情似乎没有错，它是一种艺术再现现实和道德至上诉求的回归。艺术家追求道德诉求是对的，但是道德和艺术家的生活、世界应该是一体的，不可分裂。九十年代初的政治环境迫使艺术家重拾社会政治叙事模式，不过改换了文革图像学的宏伟模式，一变而为反讽模式，以达到对威权的颠覆性效果。但是，这种初衷很快被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市场利益所同化。高调的“艺术道德化”又一次跌入“道德化的艺术”的老路。

艺术重新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为政治服务的起点，只不过现在是另一种政治，一种对内部政治的犬儒主义和对外部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半推半就的姿态，从此中国开始了一种圆滑主义的政治学叙事。这种叙事甚至在中国20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可以说，它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私生子，是冷战时期向全球化市场时期转折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叙事，是在1992年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在俄亥俄大学看到了一个前苏联的展览，展出了一些中国政治波普的“前辈”、前苏联1970年代的Sots Art的作品。这些艺术家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图像与美国波普拼凑，创作了苏联波普艺术。那个时候我在出国之前已经看到了一些人的波普作品。当看到苏联的波普后，很吃惊。又进一步从大学的东欧专家那里了解到，这些苏联艺术家都获得了美国机构的支持，市场也很火爆。而缘起则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所罗门对这些艺术的长篇报道。所罗门在1993年又如法炮制，在《纽约时报》的一期周刊对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前卫艺术进行了长篇高调报道，并认为在冷战后这些作品中的扭曲“大脸”的“怒吼”可以拯救中国。显然，所罗门把这类政治叙事的作品视为高调的意识形态的产物。事实上，一些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也这种高调前卫的姿态向西方输出自己的作品。由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早期市场主要是西方记者、使馆和画廊操作的，所以，这些高调前卫即成为西方美术馆和市场主要追逐的样板。与苏联艺术家在苏联倒塌后也就无人问津的命运不同，中国的高调前卫赶上了全球化和中国国力的崛起。

在21世纪初，当这种圆滑主义的政治学叙事在全球市场扩展和中国崛起的形势下逐渐失效之后，转而投向新的“政治正确”性，甚至取悦于国家政治变体后的民族主义。其圆滑策略永远在调整之中。我在1995年发表的《权力、媚俗与共犯：政治波普现象分析》一文中讨论了这种圆滑主义在冷战意识形态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左右逢源的立场。[1] 实际上，我在1993年为《中国艺术家四人展》所写的《中国当代艺术大事记》中以及那个时候所写的英文文章中已经指出了这种新前卫的机会主义特点。[2]

这种政治学叙事实际上再次把前卫艺术从八十年代所致力的艺术与生活、美学与社会的融合整一，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图像学传统之中。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的艺术毕竟还在宣称一种理想，宣称艺术与生活的同一性和替代性。而九十年代以来的圆滑政治叙事则试图回避这种意义对应。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叙事往往与作者那不断变化的“政治正确”的立场相对应。“政治正确”于是在某些上下文中就变得异常复杂，往往和政治体制、市场、国外政治利益发生多重的共谋关系。这里的“共谋”概念并不是说有意识的共同合作和筹谋，而是指某种心领神会的非直接接触的配合。它不是政治行政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学概念。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种“共谋”只扣在某个艺术风格或者类型上是不公平的。因为，今天这种圆滑主义和共谋性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图像志”之中到处可见。不仅限于政治叙事，在时尚、传统和民俗叙事中也存在。可以说，任何人已经无法逃脱这种圆滑主义的诱惑，否则，你无法成功。

今日中国已经进入全面体制的时代，说它全面是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而言。中国的体制是政治体制和资本体制共存共谋的特殊系统，其体制优势是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而中国当代艺术已经不得不成为这种体制的附属品，所以它也正在享受着这种共处的优势。今天，有些人相信资本可以带给艺术家自由，其实那是有限的。为市场价值而重复和放纵的背后，是艺术家正在逐渐失去的自由，即想象力的枯竭。今天，20世纪初所憧憬的科学以及工具理性都越来越与全球化、都市化进程相匹配。波德莱尔时代所描述的中产阶级的庸俗、麻木和铜臭气充斥在中国当代文化之中。艺术除了模仿时尚之外，越来越没有想象力。知识分子的洞见、智慧和信仰很难见到。因为，在以往的国家意识形态和集体信仰消失之后，拜金和时尚很快填充了前者留下的想象的空白。再也没有纯粹精神那么回事。如果有，也是私密的、个人的事。精神和信仰只能在家里、在私人空间中找到归宿。

这不得不迫使我们对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革命、断裂、进步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科学、工具理性、时间和金钱可换算性等等给人类世界带来了什么？现代的断裂性不但给人类带来了民主和科技。在人造物质日益丰富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科学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理性的成果，同时也是征服自然和满足人类私有财产和权利占有欲的毁灭性手段。阿德诺把现代“工具理性”看作人性占有欲在科学时代的集中体现。今日中国已经把西方的工具理性和自身先天具有的实用主义完美结合在一起，并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自然和外部世界完全被视为征服对象。现代性发明的这种世界关系方面的对立和紧张构成了现代艺术的断裂和分离，按照比格尔的说法，前卫的起源就是抵制市场体制;因此美学独立就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立场;而在方法论上，就是形式与精神的极端分裂和对立性。这一切都出自现代性对人与世界的契合关系的破坏。

然而，我们还在运用全部的国家资源在这个现代性快车上急驶，除了社会体制之外，迄今为止，西方所有工业、都市现代化的方案，我们照单全收，实施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艺术上，则极力推行文化产业这个在西方一百多年来已经被知识分子批判了好几轮的文化机制。在艺术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核心——替代和再现的哲学基础没有丝毫的批判，相反仍然在模仿和追随。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出意派论的根本出发点。意派的终极目的不是艺术产品，而是世界关系和人性契合的回归。

我们还能再次回到传统文化所崇尚的人、物、场互动契合，人类与自然和谐、而非分离对立的生态以及精神境界吗？我们为什么要丢掉这种境界、这种心态乃至认识世界的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