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人们才开始逐渐意识到依赖于欧美的文化认识和生活方式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作用于我们的一切，虽然全球化为我们建构出从未有过的想象，但生活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信仰的人们正在怀疑自己失去的存在价值，欧美范例究竟是不是我们未来生存的唯一。由此，人们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环境与习惯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追问。

1977年，英国建筑学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的《后现代建筑语言》一书出版，却意外地掀起文化界长达十多年的争论，从欧洲到美国，从西方到东方，从中心地带到边缘小国，后现代主义很快地成为了全球各地的热议话题。特别是，生于建筑乃至艺术理论范畴中的后现代主义，已经不仅仅是艺术界得以标榜的先锋武器，它的思想之维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其带入后现代性这个更加宽泛的社会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以至于它与全球化、电子革命等问题紧密相连，影响着整个世界。直至今日，后现代主义思潮依然活跃于各个领域，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改变着近两代人的思维方式乃至行为方式。

于是，国王没有了，神话没有了，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复杂的、多元的世界成为我们面对的事实，而且我们得带有一种非中心化、反正统性、非连续性的、不可设定的、批判性的、偶然的思维方式参与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中心，不必被加冕，不必被寄托，我们只能靠人自身去面对未知的一切。

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着矛盾，一方面，变化和不确定性成为这个世界的关键词；另一方面，人的内心深处又极度渴求着某种牢固的、可确定的、可依托的对象，即使不能照亮未知的世界，也能在探索未知之时增添一份安慰或鼓励。还有一种矛盾那就是当我们获得某些东西的时候又害怕失去另一些东西，当我们创造新事物的时候又无法摒弃对旧事物的依恋，当我们突破固有观念的时候又无法回避固有观念对我们的制约。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又反过来作用于文化艺术，一种否定统一的审美标准的多元化场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体文化特征。

一．从艺术的现实出发

一场由多元化引发的博弈正在世界各地悄然上演，他们既存在于全球化的大格局之中，又不断地受到新思潮的挑战，凭借着自身文化的特质和地域人群对于文化的不同需求，展开国与国之间、西方与东方之间、传统与当代之间的文化拉锯。

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归根结底是将一种文化或者一类文化转变成为主体文化形态，即以欧美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趣味的普及，例如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吃着麦当劳的食物、听着Pop音乐、穿着牛仔裤、洒着巴黎香水、看着美国大片，年轻人尤其如是。这不仅仅在生活方式上改变着整代人的习性，而且从礼仪、行为、道德到规范、法律、观念无一例外地被统摄于全球化的标杆之下。

然而，面对全球一体化的制衡，在全球化与地域化的冲突、碰撞、并存、交融的过程中，必定不断地孕育出文化的差异，而正是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才能滋生一种新的文化基因，来彰显不同于全球化文化的意义，艺术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当代艺术已经从构建本体走向更加广阔的日常生活、公共社会、人类生存等问题领域，以及在跨领域的思想交锋中消解各自原有的价值标准和趣味取向，获得艺术与公众生活的直接通道，用新的方式建立起艺术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特征彰显，导致了对社会性文化的需求日益膨胀，艺术的人为因素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明显。

在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文化实践始终笼罩在西方思想的阴影之下，甚至可以说，我们一直借用西方的思想武器来解构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尽管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对于文化的进程而言，并没有一种文化在本质上绝对优于另一种文化，只可能是一种文化凭借自身的综合实力来取代另一种文化对人的影响，因而，挪用、膜拜他者文化或抛弃自我的心理都不可能使自身走上长久之路。

今天，如果我们有能力参与这场文化角逐的话，那角逐的实力就在于我们是否能清楚地明白全球化文化的产物即生成多元化的生存现实，并在多元化的情境中，谁能掌握文化的差异，谁能创造文化的共享价值。

由此，资本、宗教、民族等原因，使得各国都正在以不同的优势加入这场游戏。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艺术相比，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虽然更具有国际性价值，也不乏“民族的”、“传统的”、“本土的”，但是所利用的也往往是我们的过去，并未能从当下的社会现状中，创造出标签性的中国艺术，或者说在特殊历史节点上做出有意义的视觉表达。此时此刻，历史赋予我们审视当下的眼睛，从艺术的现实出发寻找出路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