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LGBTQ（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与酷儿）的广泛承认，LGBTQ人群的身份与政治开始变得国际化。丹尼斯•阿尔特曼（Dennis Altman）等研究LGBTQ的学者与活动家们已经发现“性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sexualities），即，在亚洲和其他非西方地区，一种西方（经常被称为美国的）典型的LGBTQ身份的个人主义与自我认识已经普遍出现在酒吧、俱乐部、桑拿室和其他粉色场所（粉色指代同性恋。译者注）。1与此同时，西方类型的LGBTQ政治呈现出一种必须“站出来”的姿态，他们以一种反国家、反社会、反体制、无政府主义与反政治的随时备战的态度，来发掘“真实的”自我，这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LGBTQ人群与权利组织的拥护。由于许多人被“解放”了，并且获得了这种身份认同与经验的合法性，更多的人感到异性恋者对于LGBTQ身份与政治的呈现令他们很不舒服：毕竟，这些身份认同与斗争策略的授权模式具有历史、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它们来自西方语境，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即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社会运动，以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理论反对国家、家庭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体制。2当他们去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旅行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小心翼翼的调整自己，以适应当地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此外，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所谓的“西方”并不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而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单一的LGBTQ身份政治模式不可能囊括欧洲地缘与文化的异质性。当LGBTQ活动者们为社会认同与公民的性权利而斗争，反对被边缘化和歧视时，他们往往认识不到LGBTQ人群内部的差异性，以及性、性别、阶级、人种和种族的复杂性；他们向人们提供了选择的机会，但同时也创造了一种知识的暴力。换句话说，无论西方或非西方，对于由一些跨国学者和活动家们所倡导的霸道而单一的LGBTQ身份政治，人们的感受是不同的。识别出这种不可比较的差异性对于跨国界、跨文化、跨政治的LGBTQ运动至关重要。

“我们觉得自己不同”是由纽约的哥伦比亚艺术家卡洛斯•莫塔（Carlos Motta）所设计的一个艺术项目，它由一系列图片、海报、一部影像装置和一部网络档案组成。在2010年7月，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来到中国上海的其他画廊（Other Gallery）展出。它以一系列图像展示出与众不同但经常被边缘化的酷儿身份，海报上有根据LGBTQ的国际主张而写就的关于酷儿权利的诗歌。这些作品涉及到世界上不同地区（哥伦比亚、南韩、挪威和美国）的性与性别历史的差异性以及对其的呈现。它们将性别与性放在具体的地区与时代中，对西方LGBTQ身份政治的主流表征方式做出严正批判与质询。莫塔的作品是对酷儿诗学的赞美：它采取了一种反常规的政治态度，但它也认识到了社会建构模式中的多样性和偶然性，以及抵抗、挪用、重建这些模式的具体而灵活的策略与战术。换言之，它将异性恋的社会常规与LGBTQ身份政治本身都酷儿化了。该方案通过对于性与性别的多种表达方式的艺术呈现，展开了对LGBTQ身份政治的多样性与文化特殊性的诸多想象。当我们将这个展览放在中国和LGBTQ跨国运动的双重语境下时，题目“我们觉得自己不同”就引发出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感觉的？这种感觉是关于什么的？我们在和谁作比较？“那些人”感觉如何？为什么“我们”觉得和“他们”不同？为什么这种感觉——常常被政治理论家所忽视——对于当今的LGBTQ政治如此重要？我们怎样才能在认识到这些不可比较的文化差异性的同时，还拥有某些共同的目标（正如“同志”这个术语就明白地表明“有共同的目标”）呢？要对这些问题抽丝剥茧，首先必须弄清楚我们是谁，也就是说，中国的LGBTQ的身份政治是什么。所以，我将简要的陈述一下中国人的同性欲望的历史，并由此探讨中国的同性恋身份与LGBTQ的跨国运动之间的关系。在本文结束时，我将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同性恋身份政治是否具有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它如何将流行于中西方的“全球同性恋化”理论变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大众对于同性恋的理解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同性恋是西方舶来品，另一些人则认为同性恋是中国本身的历史传统。3在本文中，我将通过对中国同性恋历史的简要梳理，来论述当代中国的LGBTQ身份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4其实，中国的同性欲望是本土、民族、地区与全球互动的结果，并且还屈从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文化话语。因此，很难一锤定音地说它是不是“中国的”。而且正是因此，是否存在一种独一无二的“中国的”LGBTQ政治就变得复杂起来：当代中国的LGBTQ政治并不是跟在欧美模式后面亦步亦趋，因为它与文化息息相关；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没有受到LGBTQ跨国运动的影响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也许这样提问更加有效：中国的同性恋告诉了我们关于中国历史、社会变化以及在跨国语境下LGBTQ身份政治的哪些信息？

前现代的中国：“断袖之欢”

前现代中国的同性恋行为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八至七世纪。5许多文学作品呈现了在皇宫或者文人中的男性精英之间的同性之情。从中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第一，这种同性之情大多发生在阶级、年龄、地位的社会等级制中，如统治者与宠臣之间，贵族中的长者与青年之间，戏院赞助人与戏子之间。这些社会等级影响了性的等级：社会地位优越者在性行为中往往占据主动，而地位卑下者则通常是被动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总是被打上儒家礼教的忠孝传统的烙印。6第二，没有一个术语可以概括这种同性恋行为；相反，人们通常会使用文学性的修辞来指代它：例如“龙阳”“断袖”“分桃”等隐语均来自历史上的轶事传说，它们所描述的不是这种行为是什么，而是行为者做了什么或者享受了什么。7话说，在前现代中国，同性恋行为与个人的身份并没有太大联系。8

在前现代中国，同性性爱虽然不被普遍接受，但大体上是被宽容的，只要它不超越社会等级制，不影响人们履行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责任即可。9佛、道、儒等中国当时主要的宗教和信仰都没有对同性间的性欲横加干涉，不管是男人之间还是女人之间的。10在前现代中国，人们对性别和性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人们在儒教下的家庭与社会中可以担任不同的角色，而阴（女性的消极的力量）阳（男性的积极的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平衡则被视为一切性行为的目的与原理。11这种观念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人对于同性恋的普遍看法，虽然西方对于同性恋身份的医学、科学和政治的分类方法在现代中国已经成为主流。12

我们在解读前现代中国对于同性恋的浪漫主义建构时需要小心，因为这种历史性叙述的类型是20世纪汉学的产物，后者向“神秘的”中国及其特殊的历史传统投以一种东方化的凝视目光。13这种叙述类型还忽视了某些事实，即中国的前现代历史并不是整体统一、紧密相连的，在前现代中国，性与性欲的话语具有多样性，且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并且在不同时期更是如此；此外，中国在前现代历史时期早已出现了全球化现象（不要忘了唐长安城[今西安]和元大都[今北京]都是当时享誉世界的国际大都市），因此要找出“纯粹”而“真正”的中国传统其实是不可能的。现代中国的LGBTQ身份也许与前现代的同性之情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强烈要求回溯中国前现代同性恋历史的要求预示着在中国LGBTQ群体内部存在着一种共同愿望，就是脱离西方影响，寻求其他性别与性的表达方式的合法化。当然，必须指明的是，性与身份是被历史和社会建构的。前一种模式并不一定会导致后一种模式。这种为同性欲望建立整体的历史叙事的意图更多地意味着过去没有发生的，现在发生了。因此，在中国，对于一部同性恋历史的解读必须带着批判的态度和对当下的关注。

民国时期（1911-1949）：性的翻译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封建王朝结束，新的共和政府与现代国家建立。这一历史时期也见证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性科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介。在20世纪头二十年，除了性别、性、性征等概念的引入，“同性爱”这一术语也从欧洲的性科学（尤其是德国人理查德•凡•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和英国人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与爱德华•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的著作）中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并且往往是经由日本传入的（例如日语中的doseiai就是“同性之爱”的意思。中文的“同性爱”与日本汉字中doseiai的写法一样）。14性科学取代了性艺术，并且开始以新的方式勾画中国社会中性欲与身份的图景。15

中国的五四知识分子和翻译者们在翻译西方性学、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生理决定的身份。同性爱（或者同性恋、同性恋爱）常常被视为是在关系或者环境中形成的，它往往被当作一种爱情的方式，或者主体间的认同，而非一种人格类型。16同时，它也是真爱的一种，是发生在特殊社会环境与社会模式中的一种暂时的离经叛道的行为，或者是在某种环境中形成因此也受到抑制的习惯。个人的私“癖”在前现代中国成为一种社会问题。17在新知识中，身体潜移默化地开始与精神病理和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联系起来。18随着公众对于中产阶级中的同性恋的讨论日益热烈，对于同性之爱的表征（尤其是有关女同性恋的小故事与图画）充盈于这一时代中国都市的杂刊画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