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1949-1979）：作为政治主体的“同志”

在20世纪50年代，同性恋被视为“封建残余”，它与一夫多妻、卖淫嫖娼等其他不结婚的和不正常的性行为一起被“铲除”出了中国的公共话语。毛泽东时代关于同性恋的记载非常稀少，并且破碎不全、自相矛盾：有的人能回忆起同性间的一些亲密行为和同志之间类似于同性恋的感情，其他人则控诉毛泽东主义者的统治迫害一切参与同性恋行为的人，他们都被指控为犯有鸡奸罪或者流氓罪。19“流氓”的字面意思是“流动人口”，它揭示了革命政权下的社会主义者对于稳定的渴求与这种稳定的不可能性之间的张力。

毛泽东政府赋予家庭以极大的优越性，将其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在性别与性规范方面，家庭对于社会主义主体的形成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志”在毛时代是一个合法的主体：它是被政治化的主体，因为身体的生产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与国家政府和革命政权的干系。社会主义的“同志”不应该被看作是无性的或者反性的，其实，即使在最禁欲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期，年轻人中间仍有一定的自由，可以谈论性并参与性行为。20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主体是与个人的、等级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主体性相脱离的，它对于身体的规划并不将个人或者性作为核心，而是想象一种社会平均主义的乌托邦。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同志”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同性恋。21

毛时代已离我们远去，许多人在回首往事时总是怀有一种矛盾的情结。然而，毛时代的主体构成模式，如集体主义、全民皆兵、人定胜天论、大跃进主义、同志友谊、与国家密切相关的个人身份，以及对于社会正义平等的无限渴望，依然遗存于当今中国的LGBTQ的身份政治中。

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至今）：作为性主体的“同志”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中国开始脱离毛泽东主义的“阶级斗争”政策，而走进以发展、合理、实用为重心的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打开了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大门，也使中国开始面对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随着个人主体的逐步出现，关于性与性别的话语开始在80年代的中国浮出水面。科学主义、反激进主义和学院主义催生了90年代学者对于同性恋的研究，其中有李银河、刘达临、潘绥铭的社会学研究，张北川和鲁龙光的医学研究，以及方刚的新闻评论文。22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的兴起，HIV/AIDS的发现，中产阶级的形成，90年代青年文化和都市文化，这一切都促成了当代LGBTQ身份的建构。23

1997年，流氓罪从中国刑法中删除；2001年，同性恋从第三版中国精神病分类目录（CCMD-3）中删除。这两个标志性事件被视为中国大陆同性恋的合法化和去病理化（depathologization）。24随着国家控制的缓和与放松，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由LGBTQ个人和团体倡导的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例如2001年在北京举办的同性恋电影节，2009年北京的同性恋艺术展，2009年上海的同性恋光荣大游行等同性恋公共事件。越来越多的LBGTQ集会场所在中国城市中出现，包括酒吧、俱乐部、桑拿浴场和公共活动中心。同时，互联网和其他数码科技手段也为LGBTQ提供了许多同性恋空间，来表明他们的身份，建立他们的群落。25

随着当今中国的LGBTQ公共文化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同性恋身份。26同时，自90年代晚期以来，“同志”这个术语也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同志”最初表明的是一种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在1989年，香港同性恋活动者首次将其挪用，现在“同志”已经成为中文世界里最流行的指代LGBTQ人群的术语。27根据香港同性恋学者周华山所说，同志的特点是情，而非性。与其说同志的策略是“站出来”，不如说是“回家去”，即，同志将同性关系并入了家庭血缘关系的结构中。28高燕宁指出，同志，而非“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是中国同性恋的主要主体，并且同志的特征是“成家”和“不出柜”。29

虽然周华山的同志理论听起来过分浪漫，而高燕宁的又过于简化，但是同志这一术语还是让我们重新对LGBTQ身份政治进行思索，它受到LGBTQ跨国运动和新自由主义主体模式的影响，同时又对其构成一种挑战。首先，同志作为一种性主体，并不是反社会的。西方类型的身份政治将“站出来”视为其当务之急，石墙运动采取的就是一种对抗性的策略，但这不会在中国重现，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与西方不同。30其次，中国的LGBTQ人群对家庭、婚姻和血缘关系采取的不是一种敌对态度，而是一种多样的富有创造性的家庭、血缘与性爱方式，并没有脱离异性恋的常规。他们采取家庭式的术语称呼对方，如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来指明他们的亲密关系与社会关系。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之间的婚姻促使异性恋婚姻与家庭的重新定义。同志并不是指一种“真实的”身份，它不需要被发现和宣布出来；而是指一种表演性的和由环境形成的性身份。同志并不是反社会的，相反，它是在家庭、婚姻和血缘关系中发挥作用，并将异性恋规范同性恋化。31

“全球同性恋化”

丹尼斯•阿尔特曼发现欧美的同性恋身份模式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他指明了性身份的全球化和对于全球性政治的需求。32诚然，正如“同性恋国际”（Gay International）一样，LGBTQ政治已经变成了国际关系与跨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33在当今中国，LGBTQ身份政治受到各种跨国文化的影响，从大众传媒到流行文化，从LGBTQ跨国运动到国际旅行，从对于艾滋病的全球防控到粉色跨国经济。的确，中国的同性欲望已经全球化了。

但是中国的LGBTQ身份也具有中国的特殊性。它拥有特殊的历史，并且深深植根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当代中国LGBTQ身份受到自前现代中国、民国时期、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关于性与性欲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的影响。每个历史时期都在今天的LGBTQ身份与欲望中留下了烙印。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全球同性恋化”和“中国”同性恋身份这两大主题。事实上，中国同性恋身份不仅是全球化的，也是本土化的，不仅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它是各种图像和想象的集合，这些图像与想象来自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源头，包括媒体、流行文化、人类的权利话语、医学话语以及国家法律法规。

这里，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同性欲望是与中国的现代性息息相关的。“同性之爱”的出现正象征着存在了几千年的前现代中国的知识与哲学体系的分崩离析，而这正是由于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通过跨国文化传入亚洲所致。五四知识分子对于翻译性学著作和讨论性问题的热情，表达了他们想象并渴求一个现代国家。毛泽东通过革命建立政权，并由此开创了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想象。毛时代形成的主体与当时对性别与性的特殊建构紧密相关。在改革开放时期，LGBTQ身份的出现已经变成了对更加开放自由、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的比喻。在某种意义上，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性恋身份标志着从毛泽东主义的主体性的脱离，而这正宣告了中国开始受到跨国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冲击。

然而，对于这种“全球化同性恋”身份的不满之声也不绝于耳。“断袖”“同性爱”“同志”的余蓄始终萦绕在完美无瑕的“全球化同性恋”身份的乌托邦梦想中。如今中国的LGBTQ文化主要还是都市的、中产阶级的和世界性的。它排除了来自乡村和不发达地区的人们，那些对性关系持开放态度的人们，那些对性别具有不同表达方式的人们，那些参与商业性行为的人们。“素质”一词在LGBTQ群体中代表着国家的政治管理与社会等级的加强。34中国的同性恋身份既是单一排外的，又是兼容并包的。它见证了一个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正在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变革，它也见证了植根于中国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中的身体、欲望和身份的沿袭改变。

2010年6月14日
悉尼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