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及物的“干预”？

福柯曾经建议一个“匿名的年份”，让批评家面对无名氏的作品进行评判。这并不是为了寻求所谓批评的公正性，在他的著名论文《什么是作者？》中，福柯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意思：“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一种文化，其中话语的流传根本不需要作者。不论话语具有什么地位、形式或价值，也不管我们如何处理它们，话语总会在大量无作者的情况下展开。”“必须取消主体(及其替代)的创造作用，把它作为一种复杂多变的话语作用来分析。”自福柯看来，作者绝不是某种浪漫主义的创造性个体，也不只是可占有的著作权的承担者和享有者，作者作为书中不需要再现的自我，是符号、话语和意义运作的历史-社会机制中的一个功能性结构，是意义生产的承担者和媒介。与此同时，作者还往往被视为文本运作的暂行边界，一旦作者的概念被“谋杀”，作品的边界也就烟消云散。在萨德侯爵被承认为作者之前，他的文稿是什么呢?如果老邱不被视为艺术家，“书写一千遍兰亭序”就成为普通日课，“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就不过是南京长江大桥上的古怪涂鸦。

在我与老邱的数次彻夜长谈中，这些问题被一次次提出来，艺术家的制作和作为，哪些是依赖艺术史范式的？哪些是与日常生活不可分的？在经验与实验之间，创作的根据何在？作品的边界又划定在哪里？对这些问题思考的结果是我们决定把一切摊开，对观众与同行们掏心掏肺。

于是，这个展览作为整个“南京长江大桥自杀者干预计划”的第一站，就必须兼具引言与故事梗概的双重功能。这个展览交待出了整个计划的意义生产的流程与机制：“档案馆”是历史性现实中的一部分，艺术家所做的是采集和吞食；“晶体”彰显的是那些从日常中拔地而起的时刻，是这些时刻幻化出的一只只彩蝶；那么，“思想库”中发生的就是对历史性现实的消化，以及消化孕育中的抽丝织茧；最后，“诊所”是什么呢？是艺术家干预社会的工具吗？或许，“诊所”真正起作用的现场是在大桥旁的那条陋巷，在那里，自杀救助者陈思仍然在守候着。然而，“诊所”竟然可以被置换入美术馆的空间，这个臭名昭著的虚伪的权力化的意义场域。艺术家的“诊所”是不及物的。在《放大》的结尾，安东尼奥尼设计了一个古怪的情节：一场没有球的网球赛。这也是一场不及物的游戏，这场游戏在向我们诉说什么？那么，艺术家的干预是否是真诚的？或者说，真诚问题是否应该在这个语境中展开？这是真诚与否的问题吗？

在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之间横亘着语言的山峦，未曾学会鞑靼语的旅行家只有通过身体、表情、声音以及旅行包中的各种事物来表意，可汗看着这一切，就好像面对一个又一个沉默的徽章。对可汗来说，他越来越庞大的帝国已成不可认知之物，只有通过旅行家的故事才能够了解。交流在沉默与猜测中进行，当可汗问道，一旦我认清了所有这些徽章，是否就真正掌握了我的帝国？马克说：不，陛下，那时，您就会消失在符码的国度之中。两人的交流就如同在下棋，所有的一切都围绕棋盘——这个现实的仿像进行。在此，作为中介的仿像不仅是象征权力的交往空间，而且还是现实的真正承担者，对于现实的认知与作用都必须通过仿像这个意义摆渡者才能够进行。那么，对艺术家而言，美术馆是否如棋盘一样，可以成为现实与艺术、公共与个体、社会调查与艺术创造之间的一个中介、一个不及物的象征性交往空间？

卡夫卡在短篇小说《一道圣旨》中讲到：皇帝在临终前发出一道圣旨，但是传旨的钦差必须奔跑着穿越皇宫、内殿、台阶、宫院、外殿……每一处都无比广大，因此他永远无法把旨意传递给宫外的现实领域。但是，在文章最后，卡夫卡写到：你坐在窗前，在黄昏降临前虚构出那道永远传达不到的圣旨。因为，即使上帝已死，我们仍然需要圣谕。

现实内外：“诊所”或作者问题

在这个展览的研讨会上，我们将艺术家创作的“后台”问题提到了“前台”。艺术创作的后台一般是指艺术家面对社会现实建构起的自我参考体系，这个体系是艺术家的读本也是弹药库。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社会自身本来就是一件作品，那么艺术家的工作无非就是针对社会这件“元作品”或者“潜在作品”加以注解和评论。于是，作者就是或首先是一个读者。我这么说并不是妄图颠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事实上，在这里，我们与古老的模仿论如此接近，所异者，无非是阅读、观看的对象由自然变成了我们参与、纠缠于其中的社会，甚或因我们而建构、显象的现实。艺术家从来就是身处现实之内，艺术从来就是现实的一种。“参与”假设了我们“置身事外”，假设了艺术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边界，而实际上，我们的生命从来都被缠绕在社会现实之中，艺术家的工作与日常生活的实践从来无法分清。当然，我们不是在重提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这些老话题，问题在于——人不能认识真实并同时成为真实。

“诊所”离开了它原本起作用的社会空间，进入美术馆这个中介场所，它被改装成一件装置。在此，最简单的事实是：艺术家不再直接对现实表态，他深知作品与现实之间的稳固关系早已瓦解，或者其实这种关系从来就没有实际存在，因为在你我之间、我们和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版本的现实。从批判现实到介入现实，我们都是被整合在一种与“现实”的虚假关系之中，我们原本深深地纠缠于其中的“有情世界”，仿佛成了一个我们时刻盯视着的对象。“诊所”这个对象化现实的小小切片被抽离出来，被置入一个日常之外的美术馆空间——这个自我加冕的公共空间，成为一件作品、准作品或者伪作品。（我们又在什么意义上谈“真”论“假”呢？）

而“诊所”的这一位移，与杜桑把小便池放入展厅的作法究竟有何区别呢？在这两个故事中，自杀救助者陈思与小便池制造商Mr.Mutt是否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就后者而论，杜桑在小便池上签Mutt先生的名字，是替Mutt签名还是冒名顶替？这里涉及作者的认证权力，涉及权威（authority）与真实性（authenticity）、认同（identification）与认证(authentication)之间的内在关联。然而无论如何，这一签名撕裂了作者、作品与生产的界限。Mutt先生的作品是无限量的，而小便池们的所有权也是开放的。

Mutt先生的生意在继续，这个事件也将继续，并且通过生产和消费网络，通过那些未曾签名的其他小便池们，不可避免地扩散到社会生活之中。杜桑这个隐秘的“中间人”，绝不止是针对展览审查制度和艺术史写作的恶作剧者，他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艺术领域内和外的关系，内外之间被虚构成两个平行发展的意义世界，由此构建出的是虚伪的作者观念。

在这个展览上，“诊所”得以合理地进入美术馆，是“作者”这个具有认证功能的工具在起作用，而老邱却绝对不是在玩杜桑的老把戏，因为用他的话说——那只能发生一次。表面看来，老邱的工作是粗暴的，他把他人的生活搬到美术馆内，实现了所有权的封闭，他把救助行动变成了静态的装置，把“真”的变成“假”的。作为“后感性”运动的领导者，他深知美术馆其实只是个虚假的公共空间，它本质上是个舞台。而在这个舞台上，真实生活中的行动成为了表演。然而，此处至关重要的是——在舞台上演出的并不是老邱。这些床与条凳，不是物证，不是道具，而是表演者。这些脚踩闹钟手足无措的演员们，它们的剧本就是那曾经围绕着它们发生的现实事件。

在这个计划开始的时刻，老邱就放弃了作者权。他意识到，这并不只是一个艺术计划，因为在这即将演出的剧目中，他既不是演员，也非导演，真正主导这场戏剧的，是那段实际发生过仍然在发生着的历史。而关键在于，“你”和“我”、“你们”和“我们”，此刻皆在其中。这就是海德格尔反复陈说的此在“被抛入其中的历史-命运”。在此历史-命运中，艺术家的所作所为，只是诱发了历史的自我演出。

艺术家对作者权的放弃，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那些随意指认现成品的行为、雇佣工人做画还沾沾自喜的行为绝不在此列，那只是对作者权的剽窃）。做到这一点，需要巨大的勇气，更需要真正的智慧。“我愿我的作品成为像手术刀、燃烧瓶或地下通道一类的东西，我愿它们被用过之后像爆竹一样化为灰烬。”我不知道老邱是否读到过福柯的这句话，但他近来的工作显然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几乎所有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历经千古，直至永恒，福柯这句话显然表达了一种不同的意见——作品被视为一种装备，它们被用过之后就像爆竹一样化为灰烬。福柯的这一观点来自一种认识，现实永远比作品更加强悍、有力且深刻，而我们日常所谈论所针对的，只是连绵不断、广阔无边的现实中的一个个破碎分离的镜像，我们所要做的，是在融入、参与中重新组构现实。这种融入和参与不是1960年代以来傲慢的拯救式的“行动主义”，不是法国理论家们所谓的“日常生活实践”，也不是吾人所熟知却早已失却的“批判”或者“革命”，而是加入其中，纠缠进去，正如修真者的入世修行，入的是这个红尘俗世，进的是这个有情世界，而非一个意指对象或模态化的“受控实验室”。

“一个哲学家对自己最初和最终的要求是什么？”尼采说，是“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做到不受时代的限制。他凭借什么来征服这个最大的难题呢？凭借他身上让他成为时代产儿的东西。”老邱在此放弃了作者的伦理，选择成为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造型师。在这个意义上说，老邱所要面对的，不是艺术也不是伦理，而是历史。他所为之心忧的，不是那一具具从大桥上高空陨落的身体，而是一种更加深重广大的疾病，这种疾病应被视为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因而无法被“治愈”。从根本上说，现实中陈思的守候并不能构成拯救，拯救必诉诸世事人心。寄身美术馆中，“诊所”应面对的却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症候。

当然，这一切，都是众人之事。作为个体的你我，只是被抛入、被卷入其中。在现世的幽暗丛林中，如里尔克所说：每个人都只是林中的一颗树，树木之间虽枝干相摩，究其根源处，却是沉默和孤独，陌不相知，各不相干。

然而，人之为人，还有另一种命运。在《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的民族》的结尾处，卡夫卡写到：人们纷纷赶来听约瑟芬的歌声，身体挤在一处，暖烘烘的。她的歌声让人感到自己与所有的他人联在一起，“她将愉快地消失在她的民族的群体中，因为我们不喜欢探究历史，她会和她所有的兄弟们一起，迅速被遗忘，从而解脱地愈加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