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进入公元21世纪，建设一个怎样的人类家园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命题。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市场经济的全球性运行，让人们感同身受地体验到历史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所呈现的种种新变。的确，全球化拉近了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空间的距离，这种距离的缩短并非是大陆架与海洋之间空隙的缩小，而是城市的无节制扩大与城市的无限量复制所造成的某种心理错觉。城市，这个当代人类的居所因其之间的相似性而让人们恍若身处零距离、无差别的城市模块的填充中。城市，无疑让人类的生活更加便捷与美好，但也让人类处于一种危如累卵的境遇。毕竟，为了这种便捷与美好，人类已付出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的代价；毕竟，城市作为人类当代物质文明成果的试验室与陈列馆所衍生出来的种种人类精神病症，已开始让人们质疑这种美好的本义。

我们每分每钞都呼吸在城市之中，城市成为我们存在的机体。从远方用“他者”的眼光观城，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识庐山面目。我们只能从我们感性的触觉中来还原包裹于我们于其中的城市，显影感光在我们内心的胶片上所呈现的那座城市的轮廓与光影。观城的意义，并不在于怎样“观看”，而在于怎样的“城市”映现于我们内心。

镜像：后现代文明景观

“城”是集约化的建筑空间，自古以来便有守护与抵御的作用。“市”则是商品交换的经济行为，它是“城”这座集约建筑空间包裹的内容。由建筑空间和商品交易而构成的“城市”本义，形成了人类文明史的物质形态。也即，任何社会形态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准都会凝固在城市的建筑与发展中，不同社会类型中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差异，与其说是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毋宁说是人与城市关系的区别。因而，由社会物质文明水准不同而构成的不同社会形态，也便凝固在不同的城市规模与不同的城市生活方式中，城市成为社会形态的物化符号。

城市中不同种类与不同规模的公共建筑，更加形象地展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史。当我们从本届双年展的周吉荣、顾志军、徐增英、陈琦、张新江和冯浩然的版画作品中看到具有传统文脉的北京四合院、苏州古桥和上海滩的轮渡码头在不断消失，钢与玻璃的现代建筑在不断覆盖这些农耕文明与工业时代的建筑空间时，我们感受到城市变迁在中国经济腾飞中所呈现出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作品都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文化记录。

城市建筑的变迁折射了城市人文特征的变化。不论古今中外，城市都成为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驱动器。人类历史上的人口流动、民族迁徙，莫不与城邦的陨落、迁移、兴建有关，而不同种族、不同群体于同一城市的混居杂处，已成为不同种族、不同群体所携带的不同地域文化进行相互碰撞与相互融合的大熔炉。城市，不仅是移民文化的温床，而且也是去地域化与去民族化的过滤器。主题展中罗贵荣的作品虽然具有抒情的笔调，但画面中用现代城市的街景和回民穆斯林式的宁谧生活的鲜明对比，无疑被赋予了深刻的寓意。而野田哲也对于国际机场、公共交通、星级酒店一些独特空间捕捉，让人们难以识辨这些空间所在的城市。的确，虽然任何城市都具有自己的历史文脉并因这种历史文脉而形成差异性的城市人文特征，但任何外来的文化习俗或者会很快地淹没在这座城市固有的文化沿袭与文化风尚中，或者与本土文化沿袭与文化风尚发生新的化合而形成新的文化潮流与时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革命和全球性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先后步入了后现代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实际上都一一形诸后现代社会的城市景观中，所有的后现代社会症结也几乎都通过视觉化的城市建设暴露出来——大量的化工产品与工业废料污染了环境，过度的采伐占地、排放尾汽和种植反季节农作物破坏了生态，无节制的石油开采、矿物采掘造成了能源危机，似乎后现代城市赖以生存的消费基础都开始受到自然的限制甚至是惩罚。在后现代的城市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冷漠与窘迫。而城市内部的人居环境，也处于一种物化的状态。人类生存环境从来没有如此的喧嚣与嘈杂，人类行为本身也从来没有如此地被高速运转的城市所物化。人类在创造更加美好的后现代式的居所——城市时，也被城市这台庞大、高速运转的机器所异化。正像展览中尹世熙、斯坦利·唐伍德、廖扬、喻涛和付河江等艺术家的作品所描绘的那样，我们看到了变形的几近压扁的城市不断释放的喧嚣与狂躁，我们看到了城市无节制的膨胀与自然遭遇城市文明的强暴与戕害，人类在城市与自然这两者之间显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紊乱与难堪。而熊永平的作品中反复不断出现的难以降解的一次性透明器皿和曹琼德的作品中通过农耕文明象征的“牛”在城市中不断受到的惊扰、迷茫、恐慌和惧怕，揭示了后现代城市生活在人类内心造成的一系列心理阴影、心理疾病以及人类对于这种高度物质化生活的担忧。

本届双年展的诸多作品，试图从后现代文明的城市现场映射这种感官反应。镜像，便是艺术作品的这种感官揭示。

透视：后现代社会的精神图景

如果说精致、舒适、高速、时尚、奢华是城市物质生活的品质，那么权力、信仰、教育、成就、娱乐则是城市精神生活的精髓。所有的权力、教育、科研、思想都不仅寓居于城市，而且是城市最高的精神大厦。在某种意义上，人类赖以存在的精神需求都集中在城市，而怎样的社会形态也决定了怎样的生存价值判断与怎样获取精神需求的方式。

正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德所分析的那样，在后现代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发生了逆转，即由外在的呼唤人性解放、理想和正义等伦理话语转向人的意识拓展、语言游戏与结构分析；学者的使命由知识的启蒙转变为知识专家的信息控制；教育的本质也变了，学生不再是关心社会解放的“自由精英分子”，而是在终端设备前面获取新类型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再也不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精神导师，而是被强大的图书储存信息库所取代的信息操作员。在人类的知识谱系中，自然学科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索主要为人类生存提供更为理想的条件，而人文学科在为人类生存提供价值体系的同时，也对自然学科的终极目标予以引导与价值判断。如果说自然学科是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条件与手段，那么人文学科则是自然学科的目的与方向。但是，在后现代社会的知识谱系中，自然学科禀持一种强劲的“知识意志”，当其从萌芽时期的人文学科中衍生出来之后，便一再对人文学科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与挑战。在后现代社会，自然学科的极度扩张与人文学科的节节退让造成了知识谱系的失衡状态，导致了自然学科在否定人文学科之后，因其单一的话语和仅仅指涉真实的观念而无法完成文化意识的替代，也无法具有人文学科的多种价值关怀和多种社会效益。

后现代社会城市无疑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更加充裕的物质基础，人的自由也由此得到了较大程度的解放。但人的主体性反而消散。比如，后现代城市生活的紧张与焦虑，常使得人在工作之后消耗掉所有的体力，人往往处于一种非我的“耗尽”状态。按照美国当代哲学家杰姆逊的观点，在这种后现代生活的“耗尽”里，人体验到的已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而体验的是一个变了形的外部世界。人，已经成为一个非中心化了的主体——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无法将此刻和历史乃至未来联结在一起。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自我，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自我，一个没有主体意识的自我。在本届双年展大岛成己、仓地比沙支、山本桂右、朱莉·哈斯、张广慧、宋光智、李峰、周仲敏和朱宏安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主体零散成碎片之后，以人为中心的视点被打破，主观感性渐趋麻木和消弭，主体意向性被自身悬搁。许多画面中不断呈现的，既是虚幻的真实，也是真实的虚幻。在这些作品中，世界已不是人与物的世界，而是物与物的世界，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纯客观的表现物，没有丝毫情感的瓜葛，甚至于没有任何表现的热情。这已不是传统诗意的孤独与冷逸，而是现实中的麻木和物性。

本届双年展的该部分作品，以其敏锐的笔调勾画了后现代城市这种主体消散、人文缺失的精神图景。透视，是深入镜像之后的一种人文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