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映：扁平的视觉消费特征

当所有表现后现代城市的作品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会惊异地发现，地球上所有步入后现代社会的城市几乎都长得相像，不论城际线、玻璃与钢的摩天大楼，还是由咖啡屋、品牌店和超级市场构成的商业街，都似乎出于同一复印机版本的复制。事实上，不同城市这种距离感的消失都肇始于“复制”。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城市就是制造图像、生产图像、传播图像的巨大图像传媒机器，“复制”成为最广泛的文化概念。人们所看到的任何一部影片的拷贝都是相同的，谁也没有见到过电影或电视的“原作”。原作的消失，也意味着唯一性的消失，艺术成为“类像”，即没有原作的摹本。从照片、影视到商品复制与规模化生产，所有的一切都是复制的“类象”，这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读图时代。“读图”，意味着现实感的丧失，虚幻成为真实，真实也成为虚幻。如果说版画是一种复数艺术，那么后现代城市以及后现代随处可见的图像恰恰正是版画艺术理念的某种泛化或扩大，是版画艺术理念的另一种普世化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后现代城市以及后现代随处可见的图像，都可以称作“类象”版画。如果从版画艺术“观城”的角度，我们完全可以走出双年展展厅的围墙，从手机到互联网，从电视银屏到户外超大LED广告屏，都可以收受触目可睹的难以计数的“类象”版画。

如果说“复制”的核心是本源的消失，那么语言主体的换位则是后现代社会文化艺术带有普遍性的另一表征。和存在主义强调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人是语言的中心相反，后现代艺术在“观城”中的语言往往具有主体的意义。也即，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主体的“我”只是语言的一部分，艺术作品中是“语言说我”，而非“我说语言”。当代版画艺术对于本体语言的凸显与探索，往往都超出了艺术主体情感思想表达的范围与诉求，艺术主体大多被语言探索所控制。版画艺术在后现代社会的这种转向，或许也最充分地体现了“语言说我”的这一时代特征。观城，也就变为媒介时代版画语言的自我审视。

从文化学的角度，“语言说我”是城市之“市”的另一种文化表述。当“市”从作为商品平等交换与平等消费的概念演化为文化理念时，视觉艺术的接受与创作也便成为精神视觉化的营销与消费。即使像版画这样具有传统经典语言的视觉艺术，也在后现代城市的“类像”与“语言说我”中被快速闪映与快速刷新。英格里德·勒登特、贾科斯·勃朗切、纪念等人的作品几乎完全消解了日常的视觉形象，而专注于制造纯粹、冷漠、强烈的抽象视觉体验。在崇尚消费主义的城市，消费文化的视觉可感性在不断闪映和刷新受众的视觉印象，追逐刺激暴烈的图像逐渐成为视觉艺术家的创作动机与目的。从信息消费的营销理念出发，包括版画在内的所有视觉艺术比任何时候都强调它的瞬间视觉效应，闪映成为吸引眼球最普遍的释放与感受方式。特别是非常态美感的视觉冲撞与新奇的视觉体验，成为“语言说我”版画融合其他媒材走向综合材料的普遍趋势。本届展览中廖修平、钟有辉等人对于冰冷的抽象视觉张力的探索和对于眩目的非现实色块的拼贴，都相对弱化了形象与内涵的表现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后现代扁平化的视觉消费特征。

本届双年展的许多作品在版画本体语言方面的探索与创造，使版画语言获得了相当独立的审美价值。“本体说我”，是版画在后现代艺术中回应视觉消费的“闪映”策略。“闪映”既是观城的图像方法，也是版画语言自我审视的消费途径。

城市之观

本届上海国际版画双年展以上海世博会以及上海世博会“让城市更美好”的主题作为展览的学术背景和互动上下文，由来自美、英、法、日、韩、西班牙、比利时、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台湾与内地32位艺术家的100件版画作品构成展览的主题文本。当来自11个国家与地区的32位艺术家的100件作品穿越千重山万叠水汇聚上海的时候，作品所携带的不同国度与不同民族的人文信息，再次汇成一股文化潮流而注入上海世博会对于当代城市发展的思考与未来城市的畅想之中。如果说，本届上海版画双年展策划本身即具有文化上下文的选择与历时性的意义，其过程本身便赋予上海世博会这个特定空间再次阐释城市主题的人文价值，那么，本届以“观城”为主题的上海国际版画双年展，无疑也因世博会这个对于人类居所的绿色探索而增添了更加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

本届双年展的文献展部分来自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汇集了自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城市流传并产生深远影响的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外国版画家的作品，文献展示了这些作品所揭示的欧美一些国家在进行工业化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复杂而尖锐的城市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还陈列了由唐英伟、力群、李桦、黄新波、陈烟桥、赖少其、刘岘、郑也夫、古元和杨可扬等自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以来的版画家作品，他们的作品既显示了新兴版画运动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城市向工业化过渡中的社会问题的呈现与揭露，又表现了新中国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所进行的百废待兴的城市化建设。文献展试图从历史的角度为主题展所表现的当代城市予以纵向的铺垫，从中也可以看到前辈版画家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城市的敏锐反映与深刻揭示。

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展共分三个结构：一是“镜像：后现代文明景观”，从镜子反射城市的角度，用以表现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城市在人文景观方面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二是“透视：后现代社会的精神图景”，从非可视光透析城市精神层面的角度，用以揭示后现代社会的城市在精神领域形成的一些新特征，如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关系发生的倒置、人在后现代社会的城市被进一步“物化”等等，强调了艺术家对于城市中的人的内心世界的呈现。三是“闪映：扁平的视觉消费特征”，从城市图像信息在视网膜上闪映的角度，用以探讨后现代社会的城市艺术特征，复制性与扁平化的视觉冲撞最容易在城市人的视网膜上获得闪映的记忆。复制作为版画的概念已成为当代艺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而“语言说我”则表明主体被语言所控制的独特现象。镜像，是镜子的表象反射；透视，是非可视光对于深层的呈现；闪映，是图像信息的记忆与储存。这三者构成了观城的三种不同的角度与方法。

作为本届双年展的主题，“观城”的表层意义，在于艺术家对于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城市予以审美的观看与审美的呈现；而深层意义则并不在于怎样“观看”，而在于怎样的“城市”映现于我们内心。因而，怎样的“城市”便具有人文学科的引导性与观念化，这是对后现代社会城市人文学科被自然学科所边缘所控制的反动与调整。“观”由此也具备了人文学科的精神与理念。“观城”，当然也包括艺术在后现代城市的自我观察。毕竟，艺术观念也因后现代城市的精神诉求而发生了变化。

2010年8月7日星期六于北京22院街艺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