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远帆发来一份邮件：“……由于资料缺乏，目前感到国外画家人数偏少，不够平衡。国外画家对于城市化的态度往往具有批判性，不知是否可以也选择一些这样的？”

我有同感，回应的邮件如下：“应该给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的城市和艺术家的真实想法，这也是公众的真实想法，理应包括对改变的期待和进步的欣喜、也有对失衡的无奈、对混乱的烦恼以及对城市发展的思考……”

远帆、尚辉和我，以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反复讨论，跨越百里乃至千里空间……我们逐渐确立了挑选作品的标准：不强调新作，但对展览主题要有深刻的理解和表达。另一方面，我们三人阅读和创作版画多年，对于作品的表现力与技法的多样性自有苛求，皆在不言中。

三位策展人时有共识，时有分歧，取舍的原则是推荐者必须说清推荐的理由，最后这些理由都演化成画册中的简短的“策展人阅画随笔”。我们三人各写十篇左右，希望这些通俗的文字能引发观众的兴趣和思考，这也是探索版画回归公共性的一种尝试。其中远帆为作品所配短诗可谓别出心裁。

必须承认时间仓促和资料信息有限带来的影响，短期内我们无法在全世界更大的范围从容理想地选择。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联系的艺术家都迅速回复，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即便挑选的作品数量有限，依然可以看到，身处不同国家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艺术家，都以非常独特的观察视角和个性化的艺术手段彰显了他们的观念立场和才情。

还必须为展览拟定合适的标题。最初拟定的方案是：《都市演进的印痕——2010中国国际版画邀请展·上海》。似乎“城市”和“版画”两个方面都照顾到了，但总觉得不那么妥帖舒服。

我将标题发给广军先生和尚辉征求意见，广先生短信回复说：“想了半天还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犹豫在“演进”上，因为城市真的可爱是因为平静和有条不紊。今日中国要速度，情调没有了，进步的矛盾……。”——看得出他不太满意但也无奈。

尚辉点出了问题所在：“以印痕比喻版画可以理解，但印痕有过去的含义，而我们关注的是当下。”

我赶到杭州，将远帆堵在他们学校门口的咖啡馆里，不解决问题决不罢休。展览名称，他说一个，我说一个，一个个被否定……讨论再讨论，渐渐有了感觉，当咖啡喝到差不多时，他嘴里吐出“观城”二字，我马上断定这正是我想要的。短短二字，画家和公众面对城市的态势跃然纸上。两个字的动宾结构还有版画的简洁之美。很快，广军先生和尚辉也认可了这一方案。

广军先生和数位全国版画艺委会的成员因某个世博项目来上海，我让他们浏览作品征求意见。代大权和杨锋是首次参加讨论，我特别关注他们的见解。代大权说：“看得出展览涉及两个主题，显性主题是人与城市环境的关系，隐性主题是版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杨锋说：“以麦绥来勒为标志，现代版画实际上是以重点关注城市为开端的，特别关注人与城市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存方式和心理变化。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有力和深刻，被乡村风情和唯美粉饰所掩盖了，这次展览是回归………”，他们的意见洞若观火。受杨锋发言的启示，展览增加了一个早期现代版画与城市共生的文献展示，向前延伸的历史，有望增加展览的厚度。

文献展示的设想得到了上海鲁迅纪念馆王锡荣馆长的支持，我和远帆得以进入馆里的资料库。上世纪20—40年代欧洲和中国的大批黑白木刻引起我们注意：彷徨的背影；骚动的人群；提着行李离乡进城的农民；手挽包裹等待雇佣的保姆；被警察驱赶的果贩：看老板拨算盘等着领工资的工人……等等。

关注城市生态，版画前贤比我们先行了将近百年，带着敏锐的目光，带着满腔的社会责任感……

展览的另一重要部分是学术研讨会，其重要性与展览不相上下，工作量和资金要求都在我意料之外。我联络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执行院长汪大伟，他为我们提供了及时的帮助，承揽了研讨会的资金和组织工作。高校的参与更有利于形成学术的规范性并将好的东西积淀下来。由上海美协施大畏主席推荐，美协理论研究组主任毛时安也参与了研讨会的筹备工作，毛时安也是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我还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和社会学家来参观展览，甚至参与讨论。对于本届展览，我们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话题，版画或许会可以借此溢出圈子之外。

展览一天天临近，开始考虑宣传。邱家和是展览的始作俑者，又是媒体中人，责无旁贷地担任了宣传总监。在一次媒体活动时，他向百雅轩艺术机构总裁李大钧先生推荐了我们的展览，李大钧在看过作品并听了我的介绍后爽快地说：“这个展览有意思，我们愿意参与，甘当配角，有什么事需要我们配合尽管说。如果宣传费用有困难，我们可以资助。”我想起有这么一种说法：“在你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得到的支持才是最大的支持。”

版画不被关注久矣，艺术家创作时应该甘于寂寞，但展览时门可罗雀还说甘于寂寞是自欺欺人，不指望这种局面短时间内彻底改变，但我们每做一次展览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宣传。本次展览我们作了较充分的文字准备，为每一位作者撰写精短的阅画随笔供媒体参考，希望有助于向更广泛的公众进行介绍，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展厅，观看和讨论作品。

我们的策展团队来自各方，却是一个非常尽责与高效的团队，三位策展人特别是远帆和尚辉承担了展览最核心的学术与理论方面的工作，筹展过程中他们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提供特别有价值的意见。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殷正伟有条不紊地掌控着每个阶段的工作进度及繁忙的内外联络；虹桥当代艺术馆非常负责地默默承担了布展的各项繁重杂务，肖谷如鱼得水地协调着上下左右各单位各部门的动作，邱家和从媒体角度敏感地调度着内外信息传输。在各项工作临近合龙的时候，上海美协秘书长陈琪指挥若定地落实了所有与展出、接待和宣传有关的全部细节，………，这是一个社会多方积极参与合力完成的展览，协调一致通力合作极大地激发了各方的潜能。

虽然现在还不是回顾和总结的时候，但从一开始我就清醒地意识到本届展览可能会有的缺撼：由于时间、办展方式和其他条件上的限制，我们无法从一开始就充分引入国际方面的策展力量，使展览呈现更丰富的面貌并具备更广阔的视角,虽然在筹划过程中，廖修平先生多次向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甚至是细节上的建议，但根本的改变恐怕要留待下一届了。本届展览只是开始，只是为日后奠基。

此时我想起筹展初期广军先生的对我说过：“这个展览很有意思，很有新意，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好。但由于是第一次，希望你们不必对自己提出过高要求，不必有太大压力，也不必过于追求完美，只要坚持一届一届做下去，肯定会有很好的前景。

这个带有预见性的意见，是理解和宽容，也是期盼和鞭策。

卢治平
2010年8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