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黯雄的“异端的权力”如果从上方观看，其结构也是“七艺”那种边缘簇拥中心的古典环状结构。但是，他把被诅咒，被遗忘的部分(白公鸡)放在塔顶，而环绕它的却是毕达哥拉斯所珍视的“秩序”。要知道，毕达哥拉斯曾经处死他的一位弟子，因为那人发现了无理数，而无理数对毕达哥拉斯的秩序来说是个颠覆性的威胁。毕达哥拉斯把异端除掉了，不曾想，一只令他退避三舍的白公鸡却飞上他秩序的顶端。这时，白公鸡就不再像顶端的农民那样，充当一个社会的“替罪羊”[注3]的角色，而成为智慧的秩序的搅局者。智慧究竟通向未知，还是通向秩序，这是个问题。大猩猩因为人类的秩序而死，白公鸡则站了出来。邱黯雄给了白公鸡一个机会，让它和人类思想的启蒙者对话。重要的是，这个对话是由形式，而不是理念所成就的——毕达哥拉斯的完美数理永远也挡不住艺术家的魔法。

第三件作品叫做“革命”，交谈结束了，笼子里的猪被吊死了，它是反革命。地上的火腿则让人想起革命所不是的那部分，也就是“请客吃饭”那部分。动物作为猎物或祭品，在原始社会的壁画中就已经出现了；汉字的“牺牲”二字也是由“牛”作为偏旁的。但这只猪不是为了食欲而牺牲，也不是为了神明而牺牲，而是为了革命而牺牲的。没有隐喻——它就是一只被吊死的猪，它只有在被吊死后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问题不在猪身上，而在看它的人身上。我们会因为看到一只猪被吊死而感到震惊和恐惧吗？不会，我们在展厅里连人的尸体都见过，还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可是，我们的视线还是让自己感到有些异样，不是因为尸体，而是发现自己的角色变了——当我们看到一只被吊死的猪时，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的人类身份；我们才会发现原来猪的生命是被剥夺的。而之前，我们早已忽略这个问题了，因为猪一直都被当作食物生产链(不是食物链)的一部分，被当作无生命的产品。所以，邱黯雄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理念的符号，而是给了我们一个观看的对象。这个对象像病毒一样，会改变我们的观看体验，让我们发现自己作为人类的身份。我们作为个体，感知却被注入了一些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的，超越个体的经验：在不断的革命之后，我们似乎已经不认识猪了，也不认识自己了。

兔子一家人不需要得罪先贤，也不需要赴死，它们以人类的文明方式过着安稳的生活。前面三件作品都是没有时间流动的场面，具有纪念碑式的存在感。而“莫名的幸福”却是一个发展中的场景，它们生活在一个生造的，却是自足的世界中，时间在延续，变化似乎随时都会发生。牢笼不再分割展厅的真实空间，而是再现出另一个层面的真相。这层真相很脆弱，但足够支撑起兔子一家的生活。这家人需要安全感，牢笼让它们在心惊胆战的同时获得满足——就像我们在消费世界中的体验。于是，兔子生活在另一个维度，置身我们的消费文明中，这时我们才发现，自己被隔离到了文明的外面；面对里面触手可及的世界，自己也是同样的惊恐——但同时，我们又发现自己成了窥视另一个消费世界的危险生物，看着那些笼中(或者笼子外)的兔子，我们的某种破坏欲似乎被勾起了。

距离

从整个展厅来看，牢笼是一种隔离的工具，也像一面镜子，在它的两边没有绝对的观看与被观看。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牢笼内，还是在牢笼外。观众可以通过这镜子获得某种视点，觉悟到自己的状态。在动物园或驯兽出现之前，我们和猛兽一直彼此保持着距离和尊重，如果能接近，也是因为自然或崇高的联系。但现在，我们把它们关在笼子里，打破了原有的关系。沟通被囚禁和安全措施取代了。兽与人都寥落无趣。

从深层次讲，这种无趣属于文明社会灌输的习惯之一。在邱黯雄看来，从根本上说，推动这些习惯的正是佛家所讲的“无明”的力量。作品“球”处在展厅中心，我们在里面看到了被“无明”所推动的轮回。一切在不断地聚散生灭，无论一个念头，还是整个世界。我们总是被“无明”推着走，即便身处展厅，也在不断向前走，跟人打招呼，然后结束观看。而邱黯雄的作品一直在给我们制造观看的距离，试图让我们察觉轮回的存在。

这次展览，邱黯雄还是继续着人类文明这个庞大而古老的主题。所以最后，我们也有理由谈论一些和文明有关的问题：展厅是以距离感为核心的，而距离是人类感知（包括欲望）的关键，也是战争发展的关键。所以，距离一直都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但另一方面，如果用更抽象的方式去看待，我们可以说，距离是一切毁灭和邪恶的起点[注4]。作品随着观看距离的变化，在真实的存在和虚构的真相之间变换着，促使我们察觉到某种“观看的牢笼”，以及它所生发的一切。

从古典到现代，特别在上个世纪，艺术家们似乎一直试图拉进艺术和现实世界以及生活的距离，但永恒却离我们越来越远，这大概是今天的当代艺术变得越来越“现实”，却在深层次感到绝望的原因。大概出于同样的原因，邱黯雄的“新山海经二”(2007-09)被他的忧虑和抱怨掩埋了。而这次，他自己似乎也放下了一些执念，重新制造出距离，和我们一起进入新的关系中。于是我们都发现，应该用更大的情怀去看待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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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关于毕达哥拉斯的禁忌，以及正方形图案对毕达哥拉斯定理证明的启发，可以参见“西方哲学史”，波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著，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
注2：在中世纪，七艺指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天文，音乐，几何。这一分类与公元5世纪或今天的分类法都有所不同。
注3：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德(Rene Girard)详细地阐述过“替罪羊”机制，其大意为：一个群体为了标明自己的身份，必须有所不同。通过在群体内部寻找个体来为整个群体承担压力和侵犯，代替群体成为受害者，可以确保一个群体的身份。这一过程能够通过排除“异己”重新确立群体的一致性，因此，神话(比如耶稣)以及公共机构(比如监狱)都是建立在替罪羊机制之上的。——从这个角度看，如今的动物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的文明身份的“替罪羊”。
注4：这一想法要归功于丹尼尔.里希特(Daniel Richter)的一段谈话的启发，他说，远古的战斗是以投掷性武器和保持距离为主，而“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是最早开始力图靠近敌人的。这是一大进步。他们是非常成功的战士[……]雅典人是第一个像下面这个干的：‘那儿有一个敌人，我要非常迅速地冲过去，用盾牌保护自己，然后干掉他。’这在当时是全新的，也是文明的起点。这是一个抽象的想法，为了做出这个决定，你必须自律。你也可以说，这就是一切邪恶的起点。” Die Palette 1995-2007，Dumont，2007，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