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七百五十年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古典绘画成长、成熟并走向繁盛的辉煌时期，各种典范性的风格和样式，不断地被创造和衍生出来，其间开宗立派的名家风格，被后世画家奉为传承和发展的圭臬和基点，后人遵从这些规范，并根据时代的需求和个人的才情，不断生发、变革和创新，推出新的范本，从而使中国绘画掀起一波又一波师古开新的浪潮。

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千年丹青——日本、中国珍藏唐宋元绘画精品展”，是日本和中国各大博物馆联袂举办的大展，共集聚唐宋元绘画珍品六十多件，是又一次展现中华优秀文明的盛会。值得珍视的是这次展览的展品，日本国的文化厅、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和其他各馆，都遴选了馆藏中国绘画的重要作品参展，其中不少为日本国文部省定为国宝级和重要文化财产的重器，许多名迹为首次在中国展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直面观赏和研究海外流传名画的极好良机。上海博物馆有二十件馆藏珍品参展，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亦有多件珍品加盟，强化了经典阵容，并与日本各馆的展品，优势互动，比较全面地展示出唐宋元时期绘画发展的主要脉络。

为了便于观众观赏，展览采取了主题分类的结构体例，分为史事逸闻、佛道神话、山川意象、文士情怀、花鸟生趣五个专题，以简洁的方式，绍介各门画科的各种风格面貌和演进线索，同时体现各时代艺术意趣和审美取向的特征。

一、人物画题材和风格的演变

人物画科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史事逸闻和佛道神话二个分题里。展品中绘写历史人物故事最早的是唐王维(传)《伏生授经图》，此图描绘的是秦博士伏生在齐鲁大地上讲授《尚书》的情景。唐代皇家和士大夫提倡艺术的道德教育作用，犹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指出的：“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伏生授经图》正是为传授儒家经典的历史人物写照。此图运用高古游丝描，精细流畅，格调古朴高雅。虽有学者认为可能出于北宋人的摹本，然较多保留了唐代人物画的余韵，是非常珍贵的早期遗迹。

南宋马麟的《楼台夜月图》，表现宫廷女子宫楼赏月的悠闲生活，反映出偏安一方的南宋朝廷，在暂时安定的环境里安逸享乐生活的一斑。画法工精而简洁，为南宋宫廷绘画奉行的艺术风尚。佛道神话是人物画表现的重要题材，北宋《宣和画谱》就专列一门“道释”。历代道释画的创作反映出各时期宗教信仰的取向，并在造型、艺术形式上呈现出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点。

展览中最早的一件神道画，为传南朝梁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此图历来著录推断作者有张僧繇、阎立本、吴道子、梁令瓒等说，近人分析画风，认为系唐梁令瓒画较为可信。图已残，存五星和自“角”至“危”十二宿神形，画家赋予星宿以人形、兽形、鸟形等奇特的形象，蕴含着对自然神的祟拜以及对天文学中哲理因素的理解。绘画技法线条劲利而十分细谨，近似阎立本的铁线描，设色浓厚，兼平涂和晕染凹凸法，既有唐画格调，又有魏晋遗风，为难得的遗存早期绘画技法元素的画迹。

在禅宗兴盛的南宋时代，不少画家特别是禅僧画家，热衷于画“禅宗绘画”。宁宗嘉泰年间画院画家梁楷，与禅宗僧人有密切过从，画有不少禅宗题材画。梁楷的绘画风格有两种，一种是从其师贾师古那里继承而来的李公麟传统，造型规整严谨，用笔细长，转笔劲利，称为折芦描。本展中《出山释迦图》和《八高僧图卷》都属于他工细一路画风。前图中的释迦截然不同于一般佛教造像中佛祖那种庄严神秘的法相，而是表现释迦在尼连禅河附近山林中修苦行六年后出山时的形相，面目清癯，满脸胡髭，俨然是一个普通的苦行僧形象。这种摆脱宗教造像仪轨而大胆创造佛祖新法相的行为，本身就冥合禅宗“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坛经》)的宗旨，以自己的心来创造佛相。

梁楷的另一种画风，是被称为“减笔”的粗笔画。本展中之《六祖截竹图》和《李白行吟图》就属于减笔画风。前图绘六祖惠能(638-713)砍竹而顿悟的故事，人物衣纹线描短促而劲拔，如钉头鼠尾，树木以干笔勾刷，绝去传统画树的勾皴法，而以不经意的草草笔法出之。《李白行吟图》更以简练的浓淡粗细笔墨，勾画出李白吟哦踽行的潇洒情态。这是一种自五代以来“游戏点化，自然高胜，前无古人，超出翰墨畦畛”(《圣朝名画评》卷三评智融语)的禅宗画家墨戏方式，在南宋得到了发扬。

活动于南宋末元初的牧溪,为无准师范的弟子，是禅僧画家，他创作了大量的禅宗题材画。吴大素《松斋梅谱》记载：“僧法常(即牧溪)，蜀人，喜画龙虎、猿鹤、禽鸟、山水、树石、人物，不曾设色。多用蔗查草结，又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汝缀。松竹梅兰，不具形似，荷芦鹭雁，俱有高致。”本展中的牧溪《布袋图》、《大悲宗杲自赞像图》和《远浦归帆图》等，可以体现出禅宗画的典型风格。如《布袋图》即用简练迅疾的笔墨勾画，笔致迅疾，大块墨色随意泼刷，有一种粗头乱服、不费妆饰的狂野之气。

禅宗绘画在气格上显得狂逸粗野，远离了文人清雅蕴藉的审美观，故而为文人所轻视。庄肃在《画继补遗》里，批评牧溪的绘画：“枯淡山野，诚非雅玩，仅可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代表了主流画坛的评价。这些禅宗画家的作品在士大夫文人那里没有遇到知音，却为盛行禅宗信仰的日本人士所青睐，不少宋元禅宗画被日本僧人带到日本，并对日本禅画和水墨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南宋时还流行一类民间画匠制作的佛教画，即描绘十六罗汉、五百罗汉和冥府十王图等的画像，主要产生在浙江宁波地区，被称为“宁波佛画”。

《十王图》其依据来自《十王经》，其内容主要叙述亡者入地狱的旅程，宣扬轮回报应和扬善惩恶的思想。陆信忠的《十王图》，据德国雷德侯教授在《万物·地狱的官府风貌》一文中考释，是十三世纪在今属于浙江省的宁波(古明州)城中的画坊中绘出的，“陆信忠的名字很可能作为一个商标式的称号，被不止一家的画坊所使用”。这些图画描绘的技法直接继承了唐宋以来的民间宗教画风格，描绘工谨而细致，极力表现冥王的威严和地狱的恐怖气氛。这些画很可能为当时寺庙使用，后来凭藉日本僧众尤其是净土宗信徒的虔诚信仰，十王图由海上贸易带至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