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

随着2011年威尼斯国家馆的策展人和参展团队的出炉，新一轮对双年展及国家馆的争议再起波澜。不仅主题为“中国味道”的展览看不出有任何真正意义的中国气息，参展作品不过反映了目前中国当代艺术装摸作样、缺乏精神内涵的新“假大空”样式，即“多媒体小资观念艺术”，以为用了投影仪、装置、多媒体就是当代艺术了。

这可能是威尼斯国家馆有史以来最令人大跌眼镜的团队，一个美学学者出身的业余策展人，之前策划过的展览里面还有过行画出现；一个是中央美院的院长兼国画家，不久前还做过一个水平幼稚的装置，以为用了投影仪设备就是当代艺术了；一个是炒房产和艺术品出身的商人，摇身一变成为多媒体艺术家。以为引进一种气味就是实验艺术。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当代艺术圈开始热衷于参加国内外各种双年展和国家馆，以至于将双年展及国家馆的参与看作艺术家个人或者中国艺术崛起的标志。国家馆属于文化部中展演公司管辖，这个项目原来是不太受文化部关注的领域，近年却逐渐变得广受瞩目。

国家馆并不代表国家水平

国内不少的艺术人群将参与双年展和国家馆看作一个学术标志，实际上并非参与双年展及国家馆的策展人和艺术家一定代表这个国家的最高水准。上一届的卢昊和2011年威尼斯国家馆的彭锋，都只能属于水平一般的业余策展人，至于参与本届国家馆的艺术家如原弓、潘公凯都属于一般的业余装置艺术家。

就这两届看，国家馆对策展人和艺术家选择在中国具有“密室政治”的制度原因。国家馆不一定代表国家的艺术水准，并不只是中国现象。我参观过200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那一届的美国馆就很差，是一个水平一般的艺术家个展。那一届最好的国家馆是俄罗斯，让所有的参观者赞不绝口，感觉俄罗斯艺术要重新崛起。但后来2009年的俄罗斯馆又不行了。

200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是请一个历史学家出身的业余策展人担任总策划，其原因也是跟中国这次请彭锋一样，认为让一个业余策展人出身的学者担任总策划也许会有另辟蹊径的学术惊喜。但这个策展人搞来了一堆莫明其妙的艺术作品，并未让人耳目一新。策展人这个角色亦跟所有专业一样术有专攻，并非美学、历史学、哲学教授能随便取代，尤其是当代艺术领域，纸上谈兵的理论学者未必能指导策展实践。

在西方及日韩，国际双年展及国家馆也归属在官僚体制下，策展人和参展艺术家的胜出亦是政治公关能力较强的人。在官僚体制下，双年展和国家馆并非一无是处，偶尔也有少数是做得好的，但大部分做不好却是一个不争的普遍现象。比如光州双年展初期就做得不错，这是由于白南准提供了人脉资源，但2000年以后的光州双年展就一届不如一届，因为双年展的权力开始掌握在少数双年展办公室的官僚手里。

全世界的双年展及国家馆都有这样一个官僚体制问题。从牌子上看，好似双年展及国家馆必定代表全世界或这个国家最好的艺术群体的，但实际上这个精英荟萃的选择权也就是掌握在三、五个官僚手里，并非普惠性的公平选举。偶尔有德才兼备的官僚上任，某一届双年展或国家馆就会不错，反之就平庸之极，甚至出现离谱得令人啼笑皆非的中国馆的人选名单。正如蔡元培之后，北大再无文化运动。

现在有一些既得利益者、官僚或者天真的文人经常强调，体制并非一无是处，体制也有做好事情的时候。这句话本身没什么毛病，我举双手赞成。问题是人类几千年来，文化和艺术领域的体制性行为，做好的事情屈指可数，做不好、做不公平甚至做烂的事情占了绝大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双年展和国家馆首先是政治的标志，并非学术的标志。在中国行政权和资本处于垄断地位之际，双年展及国家馆的学术已处处可见行政和资本这两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