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无疆》（布面油画&毛主席像章，直径200cm）

大圆画面，与毛泽东像对称，仿佛一枚硕大像章。正中是毛泽东像，采用了中国文革时期最流行的一幅毛泽东木刻头像，严格按比例放大；头像之外的黄色空白处是艺术家草体手书的毛泽东古体诗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万寿无疆”本是封建皇权统治时代的中国人对皇帝的祝词，早已被毛泽东领导的现代革命所革除，但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却又被全体中国人用于对毛本人的祝祷，而毛并不反对，实在颇有历史的颠倒之感。这种宏大的反讽，由一个毫无重量的词来承担，于生命而言，却是一种不可承受之轻。

更为有趣的是，毛的头像用近千个毛的像章组成。这种像章是文革时期，所有中国人必须佩戴的，一般人都戴在胸前的衣襟上，有极端者会别满全身，更有甚者将其别在自己的皮肉上，以示对毛绝对的忠诚！

毛所领导的中国革命震动了世界，毛也因此向世界显示出自己强有力的个人意志和伟大的生命力。毛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政治家无疑是成功的，也是无以伦比的。他本人也对此充满自信，在画中由画家所书写的那首毛诗中，他将中国原先的国家战略伙伴、后又分道扬镳的苏联和西方人对红色中国的指责和辱骂比喻为“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苍蝇、蚂蚁、蚍蜉等比喻词虽略显粗俗，但诗的气势不可谓不大，绝非一般人所能为。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作为一代领袖（主席或“主”），在建国之后，仍然保持着巩固红色江山、再次建功立业的迫不及待的心理期待，此心理转化为一种特殊的时间意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正是这种时间意识将整个中国拖入了完全不顾科学规律，“几年超英、又几年赶美”的荒唐历史步伐之中，后果众所周知。

熟读中国古代历史的毛，在现代社会却还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毛对世界的了解不够，对现代世界的历史发展潮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二是毛的整个文化精神背景中缺乏一种终极性的人文关怀，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宗教意识的缺席。他的所谓“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不可谓不深宏远大而充满令人荡气回肠的伟人气魄，但也充分地暴露出上述两个方面的致命弱点：既不知道世界人民（尤其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真实的生活状况，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人的解放。尤其是在后一方面，他的思想深度与西方那些具有深厚的宗教感的哲人思想家相比，显得过于肤浅。他几乎从未考虑过终极关怀的问题，因而其“人的解放”理想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和一般意义的制度层面，根本未能涉及人的精神和灵魂领域，因而连乌托邦的性质都还算不上。

值得注意的是，正像这幅画所昭示的，一方面走向了极端的个人崇拜（像章是最好的象征物），另一方面则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封闭的圆圈中。此“圆”既有固步自封的意思，也意味着一切归“零”的历史悲剧不可避免。也就是说 “万寿无疆”的真实历史含义只是一个“零”。

火种深埋：一次世纪寓言式的艺术图腾

汉字的“主”，在甲骨文中，上面是象形的火焰，下面是“木”或木头支架（这或许是《新十字架》背景“木糠”及《十字架》木雕的缘起？），后来“木”演变成灯台似的器物，但上面那一“点”仍保留“火”的含义不变。因此“主”的整体构造乃是一盏灯。灯的作用，在于“照亮”，这是法国启蒙主义的原意。英文的启蒙(enlightenment)一词则是从“光”（light）派生来的。而《圣经》早已多次以“光”作为上帝及耶酥（主）的隐喻。如此看来，东西文字皆以“光”为“主”的隐喻。而最初的光来自于火。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文化中，火都代表着文明的开端。燧人氏钻木取火，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都是在讲文明的起源。“主”以火为核心，也就意味着人类之“主”乃是一种文明或文化的精神。事实也确乎如此，历史上无论出现多少国王或皇帝、总统或主席、教主或圣人，从宏观的角度看，决定着人类历史走向的最终还是文化基因，绝非其它。

时至今日，物质主义、科学理性横扫全球，西方的宗教精神和人文关怀日渐衰落、东方的历史理性和世俗伦理土崩瓦解。“主”在何方？什么才是未来世界人类文明的新火种？
艺术家基于对现代以来中西文明强烈碰撞的深刻反思，以及当代世界无处不在的拜金狂潮和权钱合谋下人类精神萎缩几近极限的共同处境，追问道： “什么是主？上帝吗耶酥吗宗教吗信仰吗？”“主是什么？主席吗主人吗金钱吗权力吗？”

到底什么是主？主是否还存在？在当下世界，永远只能成为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吗？但是，我们认为它作为“问题”，不会也不应该是永远的。其实，“主”的整体设计已经隐约表现出艺术家的某种潜意识：在“主”上面“点”的位置，是此次个展赫然醒目的标题“赵红尘多元艺术展：主”。

这是否暗示着，当宗教已经衰落，而科学又走向人类的反面之后，人类之“主”——代表着文明的正面价值的唯一火种，将只能是世界性的通用语言：未来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的创作与展出，正是一种将文明的火种深埋、静待其灿然开放之日的象征性艺术行动，与“2012”的“末世”预言形成共振。这是一种大诗的创作，犹如一件巨型的可视性的“史诗”，是诗人艺术家赵红尘一直极力倡导的“画诗主义”的一次重大实践。显然，作者本人也对此充满了艺术的自信：“赞美‘主’，让我写出诗中之诗，接近梦的无限极；赞美‘主’，让我画出画中之画，体会美与真从互相转化到千变万化；赞美‘主’，让我在诗与画之间开劈第三条道路，成为内心世界的画诗主义者；赞美‘主’，我终于走上内心之路，独自走在这条空无一人的道路上；赞美‘主’，‘我是谁’已经不重要，‘谁是我’才最重要。”

然而，在当下的语境中，这一次深思熟虑的世纪寓言式艺术图腾，其全部内容实际上表现为自我对世界之批判性和抗辩性的回应。想到这一点，我们内心的希望之火又再次迟疑起来。

2012/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