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思维应该是发散的

顾维洁：我们回过头来说，年轻艺术家，王新友你觉得现代的年轻艺术家能承担起这种使命吗？你着力培养的这些年轻艺术家，是不是能够有这么好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深度？他们有没有在文化领域里，去跟全球对接，或者说对未来有所引领的欲望？

王新友：我并没有希望在这一代人身上能够产生思想高度多么高的艺术家，我只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去发现、引导、探索这种可能性。要在中国产生能够代表中国未来的艺术家，不单单是艺术圈解决的问题。艺术是一个小圈子，放到整个的国计民生中可能什么都不是，而我们的文学、影视、建筑，现在有几个年轻人能出来扛起重任，我觉得还是比较难。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我并没有寄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引领的一代，只是在努力和引导。

舒可文 ：我特别喜欢王音的画，因为看了之后，会一下子感觉心里往下沉，就会思维发散，而不是聚焦的。但是当代有大量的作品，你看到之后很容易感受到他在某个聚焦点上说的是什么，说得太具像，表达得太简陋。中国当代艺术有太多的画面来说一个重复的事情，如果说艺术这么简陋的表达也成立的话，那我何不说一句话比他更准确呢？我们之所以爱看那些传统的水墨画，因为观看的时候你是发散型的，心一下就像水一样漫开，这是艺术和文字的区别：文字是让你聚合，把不确切的东西聚得越来越确切，但是艺术是散的，让你更能够把整个情绪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能力。

批评和收藏，都不足以引导艺术未来

顾维洁 ：我们现在经常谈的另一个问题是批评的缺失。

舒可文 ：为什么批评会缺失？因为批评家没有解释作品的权力了。原本批评家之所以有解释作品的权力，是因为他们是懂得什么是艺术的专家。而现在谁都不懂，或者说谁都可以懂艺术，所以批评家的权力也被解构了。随时可以有人说一件东西是艺术品。

王新友 ：作为画廊业的人，我是奋斗在第一线的，我很需要批评家。可是现在看到的批评家说的全都是好。不管谁画的画，只要找个批评家写篇文章就是好的。

舒可文：就因为没有标准。能判断好与坏，是有尺子。现在这个尺子没有了，而是有一万种尺子。英国一个比较大众化的报纸的艺术主笔，他曾经评价当代艺术说：为什么叫当代艺术？当代的字已经不是一个时间状语，不是我们原本理解的是当今的意思，而是“转瞬即逝”，就是当下，在当下是艺术，明天也许就不是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考虑批评的问题，没有人能一个单一的角度去考虑一件作品，而是要掺杂进特别多的元素，来促使你定位一个作品的当代性，比如它的刺激性、噱头、包装、时尚的身份，还有经营，甚至创作者的活动能力，所有这些综合起来才构成了评价当代艺术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单纯的去讨论说一件作品的艺术性。。

顾维洁：但是批评家的知识结构比艺术家更新的还慢。

舒可文：原来批评家是在这个商业结构、时尚结构之外的，而现在批评家进入了这个结构，成为一个商业环节。不过我觉得倒也不必沮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艺术环境，你在这个环境下如何做得好，我觉得该讨论的是这个。

顾维洁：你刚才说到，现在的作品很少能让你觉得心惊动魄的。你觉得市场的发展对这个有影响吗？

舒可文：我觉得市场会对艺术有干扰。但也许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就是市场能不能正面的引导呢？画廊在其中要做很多这样的工作。

王新友：其实收藏家对当代中国艺术图象的简单重复并不满意，但他们没什么新的选择，没什么可买。并不是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就是艺术家，另外我们的艺术教育体系也有问题。我们有时候把艺术创作的贫乏归罪于市场，其实市场有些时候也是无辜的，本来原创者就不能提供好的作品。

艺术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问题

顾维洁 ：刚才舒可文说喜欢王音的作品，除他之外呢？

舒可文：我还喜欢的一个艺术家艾未未，他的作品和这个时代气息是最贴近的。

顾维洁：就跟他的各种各样的身份有关系。

舒可文：他也关心这些问题。其他很多艺术家还是走得太窄。有一天我跟一个美国人聊天，他说中国古代的一个现象让他特别着迷，就是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画家、书法家，他们同时可以做政治，可以当县官，艺术不是他的职业。职业的画家是那些“苏州片儿”，他们在中国的艺术史当中是没有地位的。当代中国恰恰没有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艺术家。

顾维洁：中国文人的书画方式实际上是他们发泄情感的方式。

舒可文：我觉得是表达的方式，有文化，又参与社会变革，他有很多不一定能在政治当中所表达的东西，就用艺术来表达，表达他所向往的社会是什么样的，通过他的画面可表达世界观。艾未未为什么敏感，就因为他参与社会。

顾维洁：我们现在太多的职业艺术家，他没有社会身份，就没法与社会交流，太圈子化了。

王新友：其实欧洲很多艺术家，尤其年轻艺术家，他都是有自己职业的，这我觉得跟社会有接触，有关联，他的收益不是在作品上面，他的收益是他正常的职业上面。我去一个德国人家里，他是一个工程师，他业余时间画小抽象画，作品拿出来，真的可以和我们国内任何的一个抽象艺术家来抗衡。所以我也在思考，我们大力提倡职业化这个路子对不对。

舒可文：当然不对，前两期我们《生活周刊》做世博会的专刊，我看资料的时候，引了一段福特的话，福特是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个代言人，他说到制造一辆完整的汽车是需要七千多个人，其中需要四百个人只需要一条胳膊，另外五百个可以是瞎子。其实这就是说现代社会对人的理解就是人可以都是残疾的，所谓分工越来越细，就是把每个人变成一个零件。社会要求的是效率，人都拆解之后效率最高，只有产品，没有个人。现代教育本身也就是把人当成产品来教育的，所以艺术的问题不是艺术本身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问题。但是，如果说艺术家能够做出反抗，那么就是尽到了艺术家的本分和职业道德。

舒可文：《三联生活周刊》文化主笔，著名的艺术评论专栏作家。从大众文化角度介入对当代艺术的解读，先后出版：《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术家》，《城里：关于城市梦想的叙述》，《美丽中国》多部文化艺术类图书，受到广泛赞誉。

王新友：王新友之前是收藏家，从传统艺术收藏转向经营当代艺术，作为偏锋新艺术空间的负责人，他致力于发掘和培养新艺术家，更积极地将眼光放在绘画和在其之外的材料、影像、装置等不同创作媒材上，以多元化的形式再现当代艺术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