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默的Rooseum作为一家地处瑞典中型城市的地方性公共画廊，在馆长查尔斯·艾许（Charles Esche）的打造下，始终致力于多重公共领域中的实践。Rooseum 推出的项目如“波罗的海巴别塔”（Baltic Babel），由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艺术家群体自行策划，以及“社会民主怎么了”（Whatever Happened to Social Democracy），一项以批判性清整为主题的展览；使Rooseum成为北欧地区最激进和最有趣的艺术机构之一。但Rooseum的活动却在马尔默当地遭遇了政治上的阻碍，当地政客固守以参观人数作为衡量指标的，关于公共领域的民粹主义概念；而无视公共领域多元混杂的结构，以及某些与布尔乔亚阶级的理念互不见容的团体的存在。无论是强调策略性的MACBA还是一味激进的Rooseum，以上两个例子清楚地表明：艺术机构已经与民主进程发生关联。此外，经由艺术机构的中间作用，艺术得以将多层次的欲望引入政治概念，Lars Bang Larsen在他新近出版的文章中对此也有阐述。[vii]（7）在这一语境中，欲望的概念无疑同主体视角密不可分。若我们承认艺术机构担负起生产政治领域的任务，那么，在我看来“欲望经济”"（economy of desire）正是其中的关键要素。我对德勒兹／瓜塔里过于绝对的主体定义持保留意见，而更倾向于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论述；前者仅止于欲望经济，后者则强调了欲望和利益之间不对等关系的必要性。[viii]（8）

作为北欧当代艺术中心NIFCA(Nordic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的策展人，我在一系列展览、讨论、工作坊和会议中探讨了今天的当代艺术机构所发生的变化。这些研究基于下列观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艺术机构的私有化趋势不断加强（其中以美术馆和大型机构尤甚），与此同时，新的更灵活的机构形式连同一种新的批判话语也在逐渐形成。尽管条件、语境和观念的变化催生出新的机构形式，它们却仍拘囿于为民粹主义项目寻找替代方式这样的共识。这些新机构为自己设置的任务不仅包括不断推出受欢迎的展览，更侧重于满足来自不同层次的主体的最为多元且具体的需要，并承担起多元化公共领域的生产。虽然以大众诉求为内容的民粹主义政策拥护那些最大众化的事物，那些更为激进的艺术机构仍可以通过具体活动为多元话语开辟一个民主的场域，并不回避任何可能存在的冲突。我对这种更为激进的模式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艺术家与策展人愈加紧密的合作催生出某种全新的可能，这种新的可能性及其前景也是我关注的对象。这些机构的工作条件是如何规划的？批判的可能性和总体状况是如何被建立和加以利用的？政治性的回应又是如何呈现的？对这些模式做出评判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在今天的艺术机构中，解放性的工作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的？

以展览、研究计划、小组讨论、工作坊和会议等多种形式为框架，在不同层面上讨论和试验性地运用机构合作的新模式（无论是乌托邦还是现实性的），这就是我们的项目所要做的。“模糊性：对艺术机构和欲望经济的当下考察”（Opacity. Current Considerations on Art Institutions and the Economy of Desire）为试验性的机构模式提供了平台。这个项目从研究和分析起步，继之以更为视觉化的展览、放映和同人杂志的出版等。就研究工具而言，除收集和处理事实等传统方法以外，还包括挪用等虚构和间接的策略。Kajsa Dahlberg, Danger Museum, Markus Degerman, Stephan Dillemuth, Gardar Eide Einarsson, Sofie Thorsen等多名艺术家，以及赫尔辛基的NIFCA、斯德哥尔摩的INDEX、奥斯陆的UKS和维也纳的the Secession等机构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了工作坊、展览、小组讨论和同人杂志的出版等多种活动。

瑞典艺术家Mike Bode 和Staffan Schmidt 的“冲突的空间：关于机构空间的一篇视听研究论文”（Spaces of Conflict, an audio-visual, research-based essay on institutional spaces），同样以紧密合作和交流为基础。来自柏林、奥斯陆、哥本哈根、维尔纽斯、马尔默和赫尔辛基的七家艺术机构的负责人和策展人，连同以上城市的艺术学生一起参与到项目当中。这些参与机构为项目提供了非常特殊的空间条件：奥斯陆国立当代艺术、设计和建筑博物馆位于一座典型19世纪风格的前银行大楼中，柏林的Kunst-Werke的前身是一家人造黄油工厂，维尔纽斯当代艺术中心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艺术宫基础上改建而成，马尔默的Rooseum选址于从前的燃气轮机发电厂，赫尔辛基的Kunsthalle则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在这些地点举办的展览和活动中，策展人的工作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机构的物理形式（建筑和地点）似乎是不变因素，其他一切条件则均为可变因素，且处在持续变化的过程中。造成变化的原因有时是政治变革，比如丹麦政府的换届引发了该国文化机构在结构、影响力、自主性、合法性和工作条件等诸多方面的根本性变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正像Bode 和Schmidt所描述的：Rooseum、Kunst-Werke、奥斯陆当代艺术馆（今天已更名为国立当代艺术、设计与建筑博物馆）、哥本哈根的x-room、以及NIFCA自己——这些艺术机构今天都在经历一场意义重大的转型，当然，这也引起了政策的改变：从总体性的重组，到全体人员的决议和总体预算的急速缩减，最后甚至导致机构的关闭。无论是通过艺术项目来整合机构构架的激进尝试，还是简单地在已有历史定位的机构中将某种当代的意涵嵌入适宜的位置，这些模式似乎都受到某种抑制。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上层建筑的集中化趋势正在不断加强。Tone Hansen在她关于奥斯陆国立博物馆的集中化过程的研究中，将之冠以 “巨魔博物馆”（megamonstermuseums）的名号。[ix]（9）

今天，对激进的艺术机构而言，有一项任务需要它们去积极承担：通过解放性的概念迎击上述趋势带来的挑战，去呈示一种想象的、欲望的政治概念，以此向公众证明“快感的政治”绝非 “消费的政治”。

Nina Möntmann，斯德哥尔摩皇家美术学院艺术理论和思想史系主任及教授。2003年至2006年，担任赫尔辛基的北欧当代艺术中心（NIFCA）策展人，并在2007年52届威尼斯双年展上担任亚美尼亚国家馆策展人，2008年她受邀担任欧洲宣言双年展Manifesta 7策展顾问。Nina Möntmann是Artforum杂志的通讯员，并为Le Monde Diplomatique, Parachute, Metropolis M, Frieze等杂志撰写文章。近期著作包括：主编《艺术及艺术机构》（Art and its Institutions，London : Black Dog Publishing,2006）；与Yilmaz Dziewior合作编纂《图绘城市》（Mapping a City, Stuttgart: Hatje Cantz, 2005）；《作为社会空间的艺术》(Kunst als sozialer Raum, Köln : Walther König, 2002)。Nina Möntmann目前生活和工作于汉堡及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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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recarization，照字面解释主要指收入而言的、先前承诺的永久雇佣条件的日以凌替（译注）

[ii]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民主、资本主义和制度变迁》（Demokratie, Kapitalismus und Systemveränderung），选自11届卡塞尔文献展第1部分“民主，一个未完成的过程”（Demokratie als unvollendeter Prozess，Documenta11, Plattform 1），p. 113-130.

[iii] 这种资本主义企业逻辑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被下列社会民主观点进一步强化：该观点认为所有机构都应该有益于每一位公民，并尽力为其谋求福祉。

[iv] 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文化》（Die Kultur des neuen Kapitalismus），柏林，2005. 本书亦体现了桑内特曾反复强调的问题，即，对于当前状况的恰当分析总滞后于解决方案，而解决方案又总是基于后见之明。（本文英文原版为： Richard Sennett,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v] Cf. Andrea Fraser, 《博物馆不是做生意：在商业化的时尚中》（A Museum is not a Business. It is Run in a Business-like Fashion），选自Nina Möntmann主编《艺术及艺术机构》（Art and its Institutions, London 2005）

[vi] 如Chantal Mouffe曾将这样的空间描述为“对抗性公共区域”，见 Chantal Mouffe《民主的悖论》（ The Democratic Paradox, London 2000.）

[vii] Lars Bang Larsen, 《关于艺术和政治的宣言》（Statement on Art and Politics），选自Frieze 87 Nov./Dec. 2004, p. 87.

[viii] 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属民能够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 选自Cary Nelson和 Lawrence Grossberg 主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解释学》（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and Chicago 1998）, p. 271

[ix] Tone Hansen 是奥斯陆美术学院此项课题的研究员。